《焦点访谈》的栏目接待处下班后还是有不少群众围聚在门外，不肯离去。本报记者 薛珺 摄

　　4月12日19点38分，《焦点访谈》正点播出，该期的主题是《谁来管管假医生》，报道直指海口市卫生局等部门管理不严导致海口假医泛滥。

　　此前两周内，《焦点访谈》共播出《安居房变成豆腐渣》、《公开造假烟谁撑保护伞》《假冒棉种令农忧》等10期舆论监督节目。

　　“中央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支持《焦点访谈》突显舆论监督特色，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好”。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焦点访谈》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告诉本报记者，今年央视计划将《焦点访谈》中的舆论监督比例提高到50％以上，并将在“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上加大关注力度。

　　舆论监督比例下降

　　至本月初，《焦点访谈》已走过十年。众所周知，该栏目以舆论监督而著称，曾被誉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品牌”。据梁建增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在1998年，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占到47％。但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不断下降，到2002年时仅为17％。

　　一位网友在央视国际网站表达了自己对《焦点访谈》态度的转变过程是，“由几年前的每日必看、到后来的可看可不看、到如今遇到焦点访谈就换台。”

　　栏目主持人之一敬一丹认为，观众的这种失望是对栏目的失望，更是对舆论监督的渴望。此前，她曾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坦言，《焦点访谈》近段时期在舆论监督上创下“三低”，“内容、收视率、观众期望值均历史最低。”

　　在《焦点访谈》做了8年记者、编导工作的王同业说，他也有这样的感受，最近两三年《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少了，作为栏目的成员，他和同事都很着急，心里也有压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焦点访谈》作为政府的一只手，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最近两年在舆论监督方面“确实大不如前”。

　　“说情等级”不断提高

　　“舆论监督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因为缺乏新闻线索”，敬一丹称，“反监督力量的增长”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报道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焦点访谈》栏目工作人员统计，每天光收到观众来信就“至少三四百封”，除此之外，平均每天还可以接到热线电话500个左右，收到观众短信息500余条，收到观众电子邮件1000件左右。“几乎都是反映问题的。”“而与此同时，说情的不光是数量增加了，等级也在变化，由以前的老乡、同学变成机构、组织出面说情。”敬一丹告诉记者，制片人、台长的精力不得不被大量地用在应付说情上。在此前的一次座谈会上，她曾经将这一情况向温家宝总理作了如实汇报。

　　对于说情一说，很多年前便有一形象的说法称，央视门口每天都有两支长队，一支是衣衫褴褛的上访告状者，一支是西装革履的说情者。

　　梁建增对此表示，“那些只是形象的比喻，实际上说情者是不需要排队的，他们肯定会托人走通其他关系。”《焦点访谈》将之称为“情骚扰”。

　　“腐败出现了，再用腐败的手段去解决，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事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说，一段时间，在我们的新闻监督法律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说情风还会存在，关键是如何使其减少到最低。

　　采访受阻日益常见

　　“一些政府部门对记者设置的采访阻碍越来越多。”梁建增说，随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单位对《焦点访谈》记者开始采用不正当手段抵制采访，还经常发生记者被扣、被侮事件。

　　2000年3月初，记者喻晓轩、摄像王守城前去沈阳白玫瑰美容保健品公司采访其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被强行扣留和搜身，并被撕掉录像带。

　　同样是2000年3月，某省省委宣传部发给《焦点访谈》栏目主管部门的一份传真称，该栏目记者再军、白河山两人非法采访并嫖娼，最后中央电视台纪检部门派人调查证实采访程序合法，两记者也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但最终采访却被搁浅。

　　“有些人对记者采访的干扰让人防不胜防。”《焦点访谈》栏目负责人说，今年3月18日，两名记者到河北某县采访，汽车夜间突然被砸；2000年，再军在广州还险些被两年前的批评对象报复。

　　“自选动作好百姓才叫好”

　　梁建增说，人们对《焦点访谈》关注的下降也来源于媒体整个监督环境的变化。

　　“1994年4月，《焦点访谈》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来没看到或者很少看到舆论监督电视节目在每天的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很高。”梁建增说，10年之后，各地方电视台出现了像河南的《中原焦点》、广东台的《社会纵横》等60来个舆论监督的电视节目，同时报纸也都纷纷推出大幅舆论监督报道。

　　“同一则批评报道在十年前可能会引起很大震动，现在观众看来也许很平淡了”梁建增说，各种媒体的舆论监督多了，人们的可选择范围大了。

　　敬一丹则认为，随着各种媒体舆论监督栏目的推出，人们对《焦点访谈》不再情有独钟印证了中国整个舆论监督环境的变化。“在舆论监督方面，《焦点访谈》并不是一花独放，对于老百姓来讲，仅有一个《焦点访谈》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尹鸿教授把《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减少现象放到大环境中去解释。

　　“社会处于一定过渡转型时期，焦点访谈更多地承担了一个导向或者正面的作用，程序报道的增多必然导致舆论监督节目的减少。”尹鸿说。

　　梁建增对于“程序报道”打了一个比方。“比如体操，规定动作要完成好，自选动作要发挥好，不能因为规定动作影响自选动作的发挥。”梁建增说，规定动作你知道让你做什么，好完成，自选动作多了难度也增加，但“自选动作做得好，老百姓才叫好。”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解释

　　但此前，央视国际网站的《焦点访谈》与网友对话时，几位网友普遍认为《焦点访谈》的“自选动作”太小，批评的官员级别太低，没有原来那么“犀利”了。

　　“真正钉子你们拔得不多，大多是乡镇以下的。”该部分网友希望《焦点访谈》以后能集中报道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政治改革”、个别“野蛮政府行为”、“社会民主的发展”等。

　　对此，梁建增的说法是，“有人说我们拿着大炮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我的理解是苍蝇直接危害老百姓的利益，当首先要打。”梁建增说，老虎在深山里，虽然可怕，但离老百姓远，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是他身边的这些苍蝇，实际上把这些苍蝇打掉之后，就是替老百姓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敬一丹则对于《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报道的未来表示乐观。敬一丹坦言，从《焦点访谈》开创时候的诸多禁区到现在已伸展到各个角落，是一点点突破的，“《焦点访谈》以其韧性开拓着中国舆论监督的空间”。

　　敬一丹希望不仅今后舆论监督的报道比例不仅能够达到一半，还希望能体现其力度，力显生命力。主编杨继红则表示，“让《焦点访谈》保持一如既往的锐气，我们比观众更急切。”

　　“加强监督”背后的决策背景

　　尹鸿教授认为，央视加大“舆论监督”比例的背后有其决策背景。

　　尹鸿说，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理论的提出，为舆论监督指明了操作方向。中共中央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以专门章节的形式确立了舆论监督的重要地位。

　　《焦点访谈》栏目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4月中旬，中央有关领导还将就《焦点访谈》等媒体的舆论监督召开一次会议，目前《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筹备。

　　并非中央高层对厉行舆论监督态度坚决，在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四川省省长张中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等各省市要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愿意和欢迎媒体做好舆论监督。

　　刘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对舆论监督作了具体指示，“监督政府，重点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像我，就是你们的重点监督对象。”

　　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在接受采访时说，“媒体应有监督政府的胆量，不要总是逢迎政府。媒体偶尔报错也不要紧，我个人非常希望得到媒体的监督。如果我的政府被媒体曝光，我会非常高兴，这等于是帮我们找到问题。”

　　尹鸿教授认为，“政府试图改善社会状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文明建设，而舆论监督是其重要部分”，《焦点访谈》在今年提出加大舆论监督并非偶然。

　　舆论监督与政府的形象

　　“舆论监督不是去煽风点火，不是去引起社会更大的动荡，而是去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认为，舆论监督比例能否提高还在于正确认识舆论监督与政府的关系。

　　“有些领导不喜欢《焦点访谈》，但有些领导由衷地喜欢《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主编杨继红认为，一些人把舆论监督节目单一地叫做反面新闻，“如果从一个新闻节目播出的效果看，你说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呢？”

　　《焦点访谈》编导王同业认为，从《焦点访谈》十年的舆论监督发展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的反应都说明，曝光不但不会影响政府形象，反而会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好的舆论监督报道还会加快我国的法律进程和改革步伐。

　　王同业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2000年，《焦点访谈》播放了一期《追踪假棉花》，之后，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等部门，在全国展开一次棉花打假专项行动，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2002年3月27日，《焦点访谈》播出了《“毒”害人命黑作坊》一期节目，揭露“河北省高碑店一些乡镇企业使用有毒物质做溶剂时不按规范操作，致使工人苯中毒死亡。”节目播出后，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作出批示，指出案件可能带有全国普遍性，并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检查。

　　2002年5月29日，国务院352号国务院令的法律形式公布了《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从作业场所的预防等7个方面对与毒物打交道的劳动者权益进行了明确规定。

　　“及时恰当的报道则会增进民众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尹鸿教授说，实际上很多舆论监督报道不但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是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舆论监督不能一哄而上”

　　“《焦点访谈》加大‘舆论监督’节目的比例实际上是向全国的媒体传达了一个信号，但舆论监督不能一哄而上。”尹鸿教授说，中国的舆论监督必须考虑到历史性，欲速则不达。“如果说强调舆论监督，大家都一冲而上，全部去报道社会矛盾，对社会极为不利，同时也会限制媒体自身的发展。”

　　同时，尹鸿教授提出的另一个忧虑是，“媒体在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时在程序体制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一些政府或者新闻主管部门直到现在，还在限制当地媒体的发展，尹鸿教授认为，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相对独立才能够保证监督效果。”

　　《焦点访谈》一名记者说，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希望保证新闻媒介对重大腐败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并使这些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挠。

　　在此情况下，他和展江教授等新闻从业者和专家都提出，应该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本报记者 刘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