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619件李真案涉案物品于近日公开拍卖。参与竞拍者非常踊跃，李真所用物品大都以高价位拍出，且流拍极少。起拍价6450元的刻有“李真之印”的金手章，以16.5万元的高价被两名陌生女子拍得。

　　贪官们大名成就了物品的“高附加值”，引起了不少人士的道德忧虑。态度激进者例如毛飞在《新京报》发表、评论，指责“政府部门从成功火爆的赃物拍卖会中获得了利益，却让整个社会承担了道德损失的风险”。

　　对于贪官涉案物品升值的现象，我以为仅用道德标准来解释难以自圆其说。贪官的“大名”成就了物品的“高附加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对贪官产生羡慕心理，更不能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性事件。社会道德是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公众对贪官的痛恨不会因为贪官物品的升值而改变。如果仅仅因为贪官物品拍卖会,社会道德就溃不成军的话，那么，这种道德底线也确实太不堪一击了。可以肯定，通过取消贪官物品的拍卖会，丝毫无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而举办贪官涉案物品拍卖会，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消极。

　　为此，我们不妨暂时将道德标准放在一边，分析一下贪官物品升值的经济学原因。的确，李真物品拍卖会的拍品在稀缺性上不占优势，大部分拍品均可在市场购得，且市场售价大大低于起拍价。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件商品的稀缺性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同样的物品，只要被一些特殊人物用过，就具备同类物品难以比拟的稀缺性。高价拍得“李真之印”的两名女子就表示，她们出此高价就是冲着“李真”两个字来的。作为商家，竞拍者没有义务做道德法庭上的审判官，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拍卖品的增值和满意的投资回报。

　　贪官的恶名造就了拍卖品的增值预期，但贪官涉案物品的价格上涨与贪官的道德评判不能因此画上等号。拍卖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对于商业行为，还是不要以泛道德的眼光打量和评判。贪官涉案物品的涨价不等于贪官涨价，因而所谓的悲哀和忧虑可能是道德敏感症的表现。（新京报）朱胜国（四川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