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不再出台地铁禁乞令后，《新京报》发表社论对此进行了肯定，对于社论观点我大致认同。但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交通运输法规不管社会乞讨问题，其出发点就是行政机关各负其责，互不越权，这一删除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政府部门的职权是立法部门在设立该部门时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这一权限来履行职责。无论是超越职权还是怠于履行职权，都是违反法律，都是失职。社会对于怠于履行职责已经有清醒认识，一些地方的公安人员也因此受到处罚。在越权侵害了公民合法权利时，我们也容易辨别，例如，公、检、法联合办案，例如在农村的联合收税。但在制止公民违法行为时，政府越权常常被认为是应当的。例如在4月10日，云南等省卫生部门制订向吸毒者提供注射器的规定，就被许多评论攻击为保护违法者。事实上，除非是为了处理紧急情况，否则应当绝对禁止政府越权管理。

　　长期以来，政府强调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忽视部门之间的分工，一有情况，就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全体动员，一起上阵，追求排山倒海的气势，使被管理者无处可遁。这种管理模式使个人与一个部门的矛盾激化为对整个政府的矛盾，降低了政府消减矛盾的回旋余地，恶化群众与政府关系。例如乞讨可能违反了一些市容市政管理规定，但并没有违反交通管理规定，如果所有的部门都对乞讨进行打击，交通部门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将乞丐推向反社会的一面，增加他们实施反社会过激行为的可能性。

　　这种管理模式在客观上增加了违法人员受处罚程度。违法人员受到处罚是理所应当，但应受与其违法行为相对应的法定处罚。例如吸毒人员，如果卫生部门配合公安打击吸毒者，不提供一次性注射器，将使吸毒人员感染疾病危险增加，这一后果并非吸毒人员应受的处罚。卫生部门没有规定如果是因为实施违法行为得病就可以不加预防。

　　党在十六大提出要建立政治文明，分工负责、依法行政是其中重要一环。依法行政是就要求政府部门只能在自己权限内履行职责，不得擅自从事其他部门负责的工作。北京市的做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政治文明的进步要求。（新京报）孙之斌（北京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