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点清除”见解一:定点清除不合法理
■ 阿维
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素来爱憎分明的犹太人同样是知恩图报的,他们把“恩人”、“义人”牢记在心里;而对有恶于己的人,他们绝不容忍。即使恶人逃到天涯海角,犹太人骨子里着实有股“仇不报、誓不休”的狠劲儿。
于是,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死了,死于以色列国防军屡试不爽的“定点清除”。这名犹太人眼中的“魔鬼撒旦”、“巴勒斯坦的本·拉丹”的死状很是惨烈:被AH-64阿帕奇发射的3枚“地狱火”导弹炸得身首异处。即使针对66岁高龄、且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以色列也要采取这般颇为“残忍”的手段,足见对其痛恨何等之深。 以安全部门认定,自2000年9月以来,亚辛应对至少425起哈马斯恶性袭击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而这些袭击导致377人丧生、2076人残疾。以色列此番将“定点清除”目标锁定亚辛,当然具有足够的理由,也必然已做好迎接哈马斯“地震式”报复的准备。
生活在以色列本土之外的人,或可说生活在暴力阴影之外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以色列为何不计代价地一味坚持对哈马斯、伊斯兰圣战(杰哈德)等极端组织的领导人及高级成员实施“定点清除”。但在“9·11”之后的美国和“3·11”之后的欧洲,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默认”这种曾被他们猛烈抨击的行动。
“定点清除”(Targeted Liquidation),原意被理解为“定点清算”或许更为贴切,说白了就是算帐,就是血债血偿。事实上,近20年来,“定点清除”一直为以色列政府所采用,只不过在最近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中被更加频繁地使用。
虽然这种终极追杀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无辜巴勒斯坦百姓的伤亡,但需要指出,以军追杀的是“双手沾着犹太人鲜血的敌人”、是“对以色列国家和人民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恐怖分子”,而绝不是普通民众。这与哈马斯、杰哈德等选择以色列平民下手有着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不应被刻意虚化或忽视。从这个层面上讲,将“定点清除”定性为“国家恐怖主义”显然有失公允且带有主观色彩。
聚焦中东,国际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本身便带有倾向性——因为很少有媒体能够真正摆脱阶级性的桎梏。展示在受众眼前的巴以冲突是文字化、图像化的暴力对抗,综合实力上的巨大落差给人们视觉和神经造成的强烈冲击夸大了双方的实际境遇,也使人们的情感失衡。
不可否认,在已持续3年半的大规模冲突中,以军伤害巴勒斯坦民众的事件确实存在,但在低烈度战争状态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主流。
以色列是民主的主权国家,它有权且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保护本国人民不受外来袭击的威胁,同时又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监督,不可轻易对“境外”极端势力的行动采取过火反应。那么,哈马斯、杰哈德、阿克萨烈士旅们应该由谁来管?当然是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深陷“内忧外患”的民族权力机构早已失去控制这些极端组织的能力。
哈马斯的强大,标志着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兴起。哈马斯的宗旨是要用“圣战”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犹太人全部赶进大海,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巴勒斯坦共和国。而这显然令以色列无法容忍,也让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无法接受。
由哈马斯牵头的巴勒斯坦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不仅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更被事实证明为政治解决巴以冲突进程中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必须主动出击,在“定时炸弹”爆炸之前就将其“废”掉。
犹太民族历史上的惨痛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建立“民族之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他们认识到个人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生存都要靠自己去打拼。犹太人对于安全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为了安全,他们有时甚至不择手段。他们性格中“好斗”的一面使得“定点清除”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对巴勒斯坦人的挑衅,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民族性格的层面分析,“定点清除”更应被视为犹太人一种自然的、本性的报复情结作用于军事策略上的体现。这一点,从以色列民众对这种“惩罚”的普遍认同便可看出。
以暗杀亚辛的行为来界定“定点清除”的合法性显然是“剑走偏锋”。亚辛乃“手无寸铁”的残疾人这是事实,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他应“豁免于”惩罚则完全是不辨是非的错误。“定点清除”需不需要以色列国内司法程序通过,则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以色列不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区域行使国家主权,更不可能行使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管辖权,又何谈诉诸国内司法程序呢!
事实上,在与哈马斯、杰哈德等极端组织胶着对抗的低烈度战争状态下,“定点清除”作为以军的军事行动是由总理领导的最高军事决策层拍板决定的。这个决策层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民众利益,它所做的决定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而在战争状态下,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对“敌方特定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没有违反战争法。
从战略角度讲,同摧毁“恐怖分子”及其家属房屋、将“恐怖分子”驱逐出境等手段一样,“定点清除”被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认为是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的得力措施。事实证明,这些有争议的手段确实打压了巴勒斯坦极端势力的气焰。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证据是,哈马斯、杰哈德等极端组织在与以色列实现停火问题上一再坚持的条件便是“以色列必须停止‘定点清除’”——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终极暗杀行动对极端势力的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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