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国际评论小组

　　作为抵抗美英等占领军的标志性领袖人物，萨德尔这次振臂一呼，公开反美，率领武装人员与联军激战，并在初期一举占据几个城市，赢得了国内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的激进穆期林的拥戴，也引起国际社会侧目，使他从一个基本上默默无闻的宗教名门后代摇身一变为伊战后政治格局中开始举足轻重的什叶派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德尔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即广泛争取民心，积累政治资本，向占领当局宣泄得不到重用的不满以要挟美国，进而在未来的伊拉克政府中占得一席之地。

　　但是，年轻而自负的萨德尔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首先，萨德尔引起了美国人的仇视，以致后者必须除之而后快。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进而转化成生命上的风险出乎萨德尔的意外。如果说美国人此前对萨德尔的反感尚基于萨德尔毫不隐讳的反美立场，意欲与“基地”、哈马斯联手的激进观点以及时常不服管教而惹发的政治和军事摩擦，那么，现在美国人与萨德尔之间可谓有血债、有宿怨。两者已形成你死我活、有我无他的不共戴天之势。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已对萨德尔不可小觑的能量和野心备感担心，为免除日后心头大患，逮捕萨德尔或干脆灭掉他决不是美军口头上的威胁而实实在在地显露了美国人的意图。可以说，萨德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实力，逾越了与美国人对立的红线，特别是当战火烧起来以后，由于他无力掌控或者说其他势力乘机而起所导致的伊天下大乱，让美国人无法在与萨德尔方面对抗时留有妥协余地，所以，让美国人饶恕或者容忍萨德尔的所作所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事态的发展也是萨德尔不愿意看到的，他已经意识到过火的表演给自己生命和政治命运带来的巨大隐患，这从他反反复复的表态、前后矛盾的言辞可知一二：先是表示要与美军血战到死、成为烈士，后表示愿意停火，解散武装，接受宗教领袖的规劝以及愿接受伊政府日后的审判，光是主动从一些占领的市政设施撤出，表示愿解散“马赫迪军”，呼吁武装人员释放外国人质，后在美军态度强硬之后，又称“目前与联军妥协，将不会有任何作用”。萨德尔深知，如果再一味坚持与美国人硬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为目前能够主导伊战后进程，同时军事存在将长期化的依然是美国人。如最终真是战死疆场，固然可赢得“民族英雄”的名誉，但以他为首的激进穆斯林那一派，将遭受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致命打击，这种损失决不是萨德尔愿意接受的。可见，萨德尔现在见好不能收，骑虎难下的窘境，是他抗美带来的第一重压力。

　　第二、萨德尔小儿得志、意欲与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分庭抗礼的行径，极易引起穆斯林中掌有实权和名望和资深宗教领袖反感和警惕，也会给政治对手以借刀杀人的契机。众所周知，伊拉克什叶派并非铁板一块，比萨德尔名望和实力更大的除了西斯塔尼以外，还有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是伊最大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拥有约一万人的武装力量。哈基姆主张将伊建成一个“多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与美军密切配合，且拥有家族力量、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甚至外国支持，哈基姆自然希望成为伊什叶派中的主导力量，因此，在这次萨德尔“造反”时，哈基姆基本上保持中立和观望，不排除这派势力暗中希望借美军之手铲除异己。而著名的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行事低调，不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发表政治言论，深受伊什叶派穆斯林爱戴。西斯塔尼控制着一个由学校、清真寺、诊所等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网络，社会威望巨大，今年1月15日，在他的号召下，伊境内10万什叶派民众在5个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举行直接选举，而当美国迫于压力作出让步后，西斯塔尼轻而易举地让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有秩序地回到家里。正是他的“温和”及“非暴力”倾向，招致什叶派激进势力的仇视。今年2月5日，正当西斯塔尼在纳杰夫市内与民众挥手致敬时，突然遭到枪手袭击。

　　虽然在这次萨德尔与美军冲突时，西斯塔尼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杀戳伊民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由于他深受美方的看重，理念上又保持温和的政治主张，因此，西斯塔尼与崇尚激进、个性张扬的萨德尔不可能形成同一的宗教和政治理念，相反，萨德尔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公开宣扬要成立“宗教联合阵线”，想做老大的勃然野心，不能不引起西斯塔尼的戒备和反感。

　　当然，萨德尔也意识到自己的贸然出头在宗教同仁中的不快，为了弥合分歧，提防暗箭，萨德尔近日多次宣称听从宗教领袖（即西斯塔尼）的教诲，约束自己的行动。但为时似乎已晚，因为萨德尔的风头出得太大了。

　　第三、萨德尔激烈抗美的主张虽然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伊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也让另一部分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国民心生不安和忧虑。伊拉克久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推翻萨达姆统治以后，虽然伊国内局势还处于相对动荡阶段，但总体来说一步步朝主权还伊、成立自己的政府、制定伊宪法、民众拥有选举权利等推进，加上联合国对伊国内事务的进一步参与、国际社会重建支援越来越广泛，伊拉克人民总体上是不希望再次遭受战乱加身的。尽管萨德尔提出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国军队的占领”、“我们都是伊拉克人，逊尼派和什叶派都不当卖国贼”等口号，在爱国热情高涨的普通民众中引起极大的共鸣，但当冲突加剧，秩序混乱，治安更加糟糕，安全感一天天消失的时候，部分有理性的人开始反思斗争的策略和效果。这也是伊民众起义尚不能成燎原之势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方面说，萨德尔成为强人的一大原因是他对美国人的桀傲不驯、临危不惧，然而，他后期的一些表现特别是对美军初步显露的妥协态度，让不少狂热反美的伊拉克人产生失望的情绪，也损害了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威望。

　　如此，在未来的伊拉克大选中，即使萨德尔能幸存下来跻身其列，他的不安全感、反复无常的个性阴影会吓走相当一部分选民。

　　同时，国际社会会如何看待这个初出茅庐就能搅得天下大乱的伊拉克后生呢？据信萨德尔受到伊朗某些势力的支持，但鲜有其他国际基础。如果说此前际社会对萨德尔的处境还处于一种观望阶段，那么，近期接二连三、层出不穷而又花样翻新的绑架外国人质事件，让世界很多国家感到了切肤的痛。虽然人质事件折射的主要是伊国内占领与被占领之间的武装冲突、外国军队撤出与不撤出之间的民族冲突，但绑架平民、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必然损害萨德尔的国际形象，尽管绑架人质的武装组织并非都是萨德尔所属。

　　综上所述，在与美国人的激烈对抗中，伊拉克“民族英雄”萨德尔得失参半，甚至是得不偿失，在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中会逐步得到印证。当然，美国占领当局与萨德尔的较量，最终将以什么方式收场，将决定得失的天平倾向哪方。

　　《江南时报》 (2004年04月19日 第二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