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口号，叫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个时代要急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的道路，而农民没有这种积极性，教育农民的口号便喊响了。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落后的帽子似乎还未能卸下，只是帽子的样子变了。要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民主自治？不行，农民愚昧；要打开城门，实行公民一律平等？也不行，农民素质低下；要发育农民横向组织，在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自主合作的农村社会结构？还是不行，农村社会是土豆结构，农民天生不懂合作。关于农民落后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一箩筐来。我遇到一些出身农村的人士，也把中国农村发展关键制约因素归结为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令我感到莫大的遗憾。

　　农民当然需要教育，但农民需要的教育和城市居民需要的教育在性质上没有重大不同。如果给农民普及他们需要的专业知识，那么，这与城市居民需要专业知识在道理上是一致的。固然农民对现代农业知识掌握多多益善，但决不可认为中国农业的毛病在于农民的这种专业知识太欠缺。这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表明，农民对自己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会努力学习的，而且也是能够学好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农民在计算了利益得失以后不愿意学习某种知识，政府想去普及这种知识也作用不大，可我们的政府官员却很容易犯一厢情愿的错误。

　　农民在接受新知识时是非常慎重的，这与农民的生活处于高风险状态有关。这跟小农生产的风险很大有直接关系。一种新的技术一旦失败，意味着农民来年没有收成，农民一家人就有了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农民常常要看别人使用新技术的后果如何。这是农民的聪明；如果我是一个小农，也一定会如此。我们的官员常常不懂得这一点，实在是忘记了自己和农民本是同类。

　　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论起智商，我不相信城里人要高于乡里人。城里人的金钱与流行风尚塑造了他们的自信与雅致，优越感由此生成。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优秀的人才又被城市大量吸纳，但即使受教育条件不公，我仍然感到农村有大量人才，他们“位卑而未敢忘忧国”，其思想情操以及知识水准都足以令大部分城里人汗颜。

　　我还注意到，有的改革者也在情急之中把改革难以推动的根子归结到了农民的落后上。例如，说什么农民为了获得一包香烟而出卖了选票，什么农民选出流氓无赖做村委会主任，什么好人不愿意当干部，等等，一言以蔽之，不教育农民，农村就无法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十足的荒唐逻辑。在农村改革不配套的情况下，普通农民的确不会像一些学者所构造的“公民”那样来表现自己的政治行为；他们为一包香烟出卖选票完全是理性的，搁我也会如此。做一个现代公民，未见得需要熟背多少法律条文；做一个现代农民，也未见得需要背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现代政治是社会专业化的副产品，只要少数专业政治家有健全的游戏规则，互相盯着对方，监视对方是否遵守游戏规则，就由不得普通“公民”不去遵守政治活动规则。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我看过美国的农村社会，那里的农民未见得比中国农民的素质好到哪里去，更未见得比中国农民懂政治，但这对那里的政治制度的运行又有什么妨碍呢？那些批评中国农民素质低下的人们，真该走出去，看看还有哪里的农民比中国农民的素质更高？

　　千百年的陈腐之见该收场了。如果城里人先把自己的愚昧治一治，把自己偏狭心态调理好了，再下决心把自己强加给农民的束缚解开，好好在对农村的调整上做文章，中国农村的发展就一定会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