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日新闻频发，而尤为夺目者，当属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十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对于此后十年中国政府的施政，这一文件内容上深具提纲价值，而同时，对于理解近日一系列的社会时政动态，这一事件形式上也颇有张目的功能。

　　以对“三起特大事故”的官员问责处理为开始，国务院在4月份展开了一套令人瞩目的“组合拳”：先是在卫生部决心重拳规纠“收红包”现象的时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卫生工作作出同一方向的批示；继而重庆氯气泄漏事件甫发，温家宝又以批示细致强调相关事宜；及至媒体爆出阜阳空壳奶粉致死多名婴儿，温家宝再次批示严查，专项调查组连夜出京。

　　重大事故官员问责、“收红包”、氯气泄漏、劣质奶粉坑害婴孩，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事件已经成为举国关心的公共危机事件。而本届政府在处理这些危机时的快速反应、积极作为、公开信息以及追究责任等动作，都表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崭新姿态。这一果决姿态在去年SARS期间已经博得国内外的一致称许，而最近纷至沓来的公共事件，更使本届政府施政的脉络与形象前后相承。

　　毫无疑问，一个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责任政府。“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转型期的大国，治理起来就更加不可能完全杜绝上述危机事件的发生。而在现代社会，对事故视而不见、秘而不宣不仅越来越不可能，而且往往会反噬其身，酿成更恐怖的社会危机。因此，尽可能迅速地反应、尽可能积极地作为、尽可能充分地公开信息，尽可能认真实际地追究责任，则理所当然要成为一个政府体现其责任、履行其责任的具体内容。这一切，根本上并不以政府一方的意志为转移，而在于基本信息绝难屏蔽、民意关注不会自动消退。政府如若无所作为，便容易失去公众的真心支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届政府的这些表现，直接指向对国民负责的方向。权源于民，权亦负责于民，这是所有现代国家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法治政府依法行政，首先要依之法，自然是宪法这个最大的法。

　　不过同时还必须要看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还使中国政府的施政特色深受领导者个人气质的影响。本届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说体现出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国家前行方向的准确把握，国务院对频仍的公共危机事件快速作为，也显然有领导人基于自身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出了正确权衡的原因。而法治的内涵，是只有法律才至高无上；法治政府的形态，也在于无论何人担任政府领袖与官员，也无论其价值取向怎样，时局判断力如何，都必然要遵照法律的要求行事。这样才能够避免判断对了措施便对，判断错了措施也错的局面。

　　当前政府发布《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也正是要实现这样一番境界。近日博得广泛喝彩的表现，并不表明我们的法治政府已经建成——莫忘了国务院计划的十年之期，但若是能够配合以相关法律的具化，则显然可以视为中国步向法治政府的重要双向示范：既是对于以后的政府，也是对于公众，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建设法治政府借力内部主动，自然会锦上添花，但其根本动力与保障，还是来自外部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