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阜阳空壳奶粉之祸”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以其为中心，一圈圈荡开波浪，投下的阴影、激起的话题、涉及的地域、牵扯的领域，已经蔚为规模，但还并未达致边界。

　　依照轻重缓急，我们首先关心受害婴儿的现状——得知可以得到免费救治与现金救济；同时翘首等待更多真相——已有奶粉生产商被拘，全国各地也都展开对劣质奶粉的排查与公布。接下来要赶紧追问：是什么让这样的悲剧如此大面积发生？痛定思痛，我们又凭什么可以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将这一事件置于当前社会诚信萎缩、市场上伪劣商品泛滥的大背景下观察，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然则伪劣所指已侵害到最脆弱的婴儿生命，诚信之困也就无法无天达致极点。在这一事件中，奶粉生产商是源头，他们必定知道自己亲手生产的产品是什么货色，但从商逐利的本色使之只顾自己赚钱，哪管洪水滔天。

　　因此，对此等无良厂商施以重罚，已经是公俗良法的共同要求。空壳奶粉商们最可能被指控触犯的，当是刑法第143条，其中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百分之五十以上两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几十幼小生命的代价，绝对是“后果特别严重的”情节，如果有人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应该不会有什么奇怪。而网络上有文字指斥奶粉厂商的行径无异于“谋财害命”，可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奶粉厂商所逐之利要想实现，是要直接以消费者的性命来交易的，如何能够等同一般的食品造假？这自然是激愤之言，但也着实表达了一个事实：阜阳空壳奶粉事件，以最极端的方式，成为加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触到了公众对于食品危机的防守底线。于是“明刑重典”成为最后的心理寄托。

　　这恰恰也是更值得令我们反思的地方：何曾见到因为有了死刑而根绝了杀人越货。刑律的重治只能成为一个事后社会公正的矫正机制，却不能起死回生。一个社会如果将希望只寄托于重典，就等于承认其他社会努力的失败。

　　劣质奶粉，其实并不是新鲜名词，无良厂商，许多人也心中有数。即便如此，其实仍有避免或者减弱灾难的机会，对市场执监管之职的政府部门：工商、质检、卫生、商业……等等关卡，理当是一道道守护神，成为婴孩们的救星。但被曝光的空壳奶粉来源之一——位于北京的某奶粉厂，赫然是各项证件齐全的“合格”厂家，而且对于阜阳当地的相关督检部门，却被轻描淡写地定性为“对执法不敏感”。

　　什么是合格？什么又是“对执法不敏感”？这才是我们最感恐惧的地方——颠倒了黑白尚不可怕，没有了黑白才最可怕。原本是层层设卡的系统，居然在这一事件中全线溃败，渎职在前，已是让人伤心愤怒，又有敷衍开脱在后，两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没有了黑白”的境地。如果仅仅只是因为高层震怒而四面紧张，如果最终仅仅只是棒打奶粉厂商便了事，倘若不能从根本上改观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低效甚至无效，倘若不能摘下几顶乌纱帽以儆“不敏感”之效尤，那么，那么多尚未开放的生命夭折，便只算得是一番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