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4月24日电（记者田雨、刘娟）2004年4月24日下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法庭。

　　“被告人马加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长刀文兵敲响手中的法槌，备受社会关注的马加爵案一审结束。

　　校园噩梦

　　“2004年2月13日至15日，马加爵采取‘用铁锤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的同一犯罪手段，将唐学李等4名被害人逐一杀害，并把4名被害人尸体藏匿于宿舍衣柜内……”公诉人4月22日庭审时的指控再次把人们带回春城2月那段阴郁的记忆。

　　春城2月，云南大学新学期的生活刚刚开始，就被一桩惊天血案打断了。2月23日中午，云南大学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室两名同学感觉宿舍有异味，遂一起打扫卫生，发现了宿舍内一个衣柜被一把梅花牌小锁锁着，柜内有液体流出并带有臭味，于是向学校宿管科值班人员报告。柜锁撬开后，露出一只人脚，校方立即向昆明市公安局110报警。公安机关在这个宿舍4个储物柜内分别发现了4具男尸。

　　公安机关通过勘验、核实和学校师生反复辨认，初步认定4名死者是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约一周前5名失踪学生中的4人:唐学李、杨开红、邵瑞杰、龚博。在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及调查走访综合研判后，重大犯罪嫌疑人的目标锁定在另外一名失踪的学生——马加爵身上。

　　云南省公安厅2月23日连夜向全省发出通缉令；公安部2月24日向全国发出Ａ级通缉令，缉捕昆明“2·23”重大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加爵。按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要求，一张缉捕马加爵的大网在全国撒开。

　　3月15日晚，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

　　罪恶一幕

　　对两个月前的凶残一幕，被告席上的马加爵和公诉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为什么杀害四位同窗好友？

　　答：因为气愤，想不开。吵架之后恨他们。

　　马加爵所说的“吵架”，在公安机关的一份讯问笔录上，马加爵有较详细的陈述：我有杀人的想法是今年2月份的事。当时我、杨开红、邵瑞杰、唐学李在我们宿舍打牌，其间，杨开红说我打牌作弊，之后争吵了起来。邵瑞杰就帮杨开红打击我，并说到邵瑞杰早就不想和我打牌了，还对我说我脾气怎么怎么怪等。我就不赞同。后面唐学李就转到边上看报纸，邵瑞杰和杨开红仍然打击我，还说龚博过生日都不请我等来举例说我为人差。后来，杨开红就摔牌说不打了。当时我很气愤，我没有想到我在邵瑞杰心目中是这种人！我一直认为邵瑞杰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越想越气愤，我就想要毁灭他，也想毁灭我自己。杨开红又在边上说我，另外，龚博过生日不请我，肯定也是看不起我，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杀他们三个人。

　　而唐学李之所以被害，在庭审中，马加爵说：因为唐学李跟邵瑞杰和我都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妨碍我杀其他人，所以我连他也杀了。

　　为了实施杀人，马加爵做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在庭审中，马加爵供述：作案之前我买了铁锤，做了假身份证准备逃跑。还买了火车票。第一次买铁锤时让人把锤柄锯短，装在口袋里拿回来，放在宿舍旁的公共厕所里，后来铁锤不见了，就又去买了一个，放在衣柜里。做假身份证是想逃跑以后去广东打工。

　　在3天之后的2月13日晚、2月14日晚、2月15日中午和晚上，被马加爵认为“平时关系很不错，经常在一起吃饭、玩”的4个同窗好友相继惨死于他的铁锤下。而尸体，则被马加爵分别藏在宿舍的4个衣柜里。

　　当公诉人问：你杀害邵瑞杰、杨开红、龚博后为什么要用塑料袋套他们的头？

　　马加爵回答：我怕他们看我。

　　庭审焦点

　　马加爵被捕归案以后曾拒绝委托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马加爵送达起诉书副本时，法院依法指定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为马加爵委派了赵耀、冯明俊两位辩护律师。赵、冯两位律师为马加爵进行了有罪辩护。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马加爵故意杀人犯罪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是对如何定罪处罚发表意见说：不同意公诉机关关于杀人动机是因为打牌发生冲突所起，这样的动机发生在大学生身上不合常理，除非马加爵实施行为时有非正常因素；鼎鑫公寓存在马加爵的7处血痕，马加爵的供述均不承认在现场流有血，要么马加爵不如实交代整个过程，要么精神出现问题才可能解释。

　　马加爵是否存在精神疾病成为辩论的焦点。

　　其实，早在22日法院开庭审理之前，赵、冯两位辩护律师专门就马加爵是否存在精神疾病，向法庭申请对其进行司法鉴定。庭审的当天，这份由云南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于4月18日作出的鉴定报告也当庭出示并予以质证。

　　这份鉴定报告说：根据提供的调查材料反映，被鉴定人马加爵幼年生长发育史无特殊，在初中至大学学习期间，学习刻苦努力，为人诚实，未发现有违反校规及打架斗殴、说谎等不良习惯，只是性格孤僻、内向，但未发现言行反常表现。本次鉴定检查时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对其作案行为有认识，并感后悔，情感反应适切，因此马加爵无精神病。

　　鉴定报告还说：结合案情材料分析，被鉴定人马加爵事先经过精心预谋、策划后实施作案。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意识清楚，精神状态正常，事后对其行为能力有理解认识能力。故评定为有完全责任能力。

　　辩护人对该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提出异议：该鉴定是案发后两个月才作的，且从4月12日委托鉴定到17日作出鉴定结论，仅有5天时间，且鉴定书内文没有反映出司法鉴定部门是否使用了脑电波、核磁共振等现代化鉴定手段。因此，辩护人向法庭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

　　公诉人表示：鉴定机关和鉴定人有专业的资格，法院的申请也是依法的。没有法律规定说多长鉴定时间有效，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应当认定有效。另外，被告人犯罪动机，是内心起因，因人而异，在司法实践中种种可能都有可能发生，辩护人以个人立场对马加爵的动机进行分析，不足以采信。

　　而辩护人因不能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其要求重新鉴定的请求被法庭依法驳回。

　　正义判决

　　在22日庭审结束时，马加爵作最后陈述说：“这个案件确实很惨，我的手段极其残忍，我也不想逃避责任，希望法院能够处以极刑。我也希望很多同龄人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正如庭审时被害人邵瑞杰的诉讼代理人所说：被告人马加爵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包括他家庭在内的5个家庭的痛苦，希望通过此案的判决唤起整个社会对青年一代的心理关注。

　　4月24日下午，当审判长宣告依法判处被告人马加爵死刑时，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引起庭审现场所有人的深思：我国法律对公民的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护，而公民的生命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我国刑法将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置于重要位置，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体现了法律对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任何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