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和“大头娃娃”被曝光之后，不少媒体都为此发表了情绪激烈的评论文章，表达了公民社会对这种恶劣现象的强烈愤怒，这些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声音”，构成了舆论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压力。这些天来，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调查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两个方向推进，一是阜阳劣质奶粉的源头被逐步查清，不法商贩正在归案，二是全国各地包括几个大城市都相继查出了大量劣质奶粉。从这个“步调”上看，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似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不过，迄今为止，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评论还以“习惯性的愤怒”居多，理性的思考还比较缺乏，这虽然有助于“集体问责”，但对于政府加强和改善食品安全的监管却没有太大的益处。

　　如果我们把劣质奶粉事件看作一个博弈过程，那么，政府、奶粉生产商、奶粉经销商和消费者就是四位弈者，而劣质奶粉喂养出“大头娃娃”，则是本场博弈的最差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原因在于弈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力量失衡现象。奶粉生产商和经销商构成了一个同盟，他们不仅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拥有庞大的低价奶品市场，还拥有“宽松的”经营环境，而消费者天生就处于弱势和依赖地位，他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完全仰仗于政府这个“高手”的庇护，但遗憾的是，政府在奶品市场或者说食品安全体系上也存在着“肌无力”问题，所以，劣质奶粉得以畅销全国各地，“大头娃娃”也就不单是阜阳的“特产”，到底有多少婴儿深受劣质奶粉的戕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简单地批评地方政府对食品市场监管乏力，这个立场非常正确，但似乎有失公道。从我国的食品安全体系看，对奶粉这样的食品实施监管的几个环节存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比如，负责食品安全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县级政府并没有分支机构，在基层地区，奶业的生产开发由畜牧局负责，进入市场之后又由工商部门负责，只有出了严重问题之后才会“惊动”领导，那时候就不知道由谁负责了。偏偏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不仅市场准入的门槛很低，市场经济的自我制约能力非常弱，食品行业的注册程序、信息发布也很是马虎，在发展区域经济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检验检疫都可以从简，所以，生产经销的奶粉中出现了蛋白质零含量，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不法商家走“欺招”和“骗招”获得了“默许”。

　　政府不能只当救火队，而应从根本上反思劣质奶粉的解决之道。只要想到陈年月饼、有毒大米、甲醛水发品、注水肉等等的“特色食品”，我们就深切地盼望中央政府对目前的食品安全体系进行彻底“大修”，其内容应该涉及立法和法规修订、设立强力主管机构并重新布局、监管环节进一步细化以及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这个大问题不解决，下一个出事的保不齐就该是劣质食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