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现在，中国每年引进外资额平均达到500个亿，这个数据可以给江苏的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

　　张燕生：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中国引进外资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而且需要逐步地产生变化：

　　第一是外商投资观点的变化，也许他们在今后几年关注的产业已经不是制造业，而是向服务业过渡；他们今后和中方进行的合作也许已经从技术过渡到管理和人才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引进外资也将进入另一个阶段。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江苏省的一些城市在“引进来”时，不能还患有“外资饥饿症”，不能盲目地引进一些对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有害的外资，江苏引进外资的工作在我看来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为下一步的转变做准备。

　　反过来说，在江苏一些私营企业发展成熟的城市，“走出去”也进入了“临界”，现在江苏的很多城市里面，很多中大型企业需要 “走出去”。例如江苏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很大的产能如何“走出去”？对外投资，中间产品怎么出口？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特别是我们很多生产型企业的能源消耗如此之大，需要进口大量的钢铁、原油和其他能源，这种“产业供应链”的维持，是不是也需要“走出去”，和非洲一些拥有丰富能源的地区进行合作？过去，“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下面一步，“走出去”的主角应该成为企业。江苏现在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

　　江苏应该向“走出去”发展

　　《现代快报》：张所长，您在此次论坛中专门提到中国企业应该进一步“走出去”，加大对周边亚太地区的投资，这种经济发展解决方案是不是同样适合江苏省？

　　张燕生：江苏是中国内地最发达的省份，也是上海发展的“北翼”。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的“引进来”做得相当出色。但“引进来”不是发展的目的，正确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干中学”，在为外商提供服务，发展配套设施的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企业“从小到大”提供条件。如何融资？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解决技术进步的难题？这些观念和技术的学习才是最关键的。

　　朴容晟：首先我要强调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行开放政策总是好的。我们可以拿中国和印度来相比，中国的开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而印度的开放在约10年以后，在1991—1992年左右，现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就应该考虑要走出去。但是我想给予的一个建议是，应该考虑通过原来的贸易网络或者关系走出去，这样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江苏要多创立自己的“三星”

　　《现代快报》：拿我们省一些企业生产贴牌产品为例，这些产品卖出去的时候价格很低，但是贴上国外的牌子以后，售价甚至是原来的几倍，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的企业如何实现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

　　张燕生：引进外资，首先要将这些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技术和优势全部吸纳，然后就要发展形成国内竞争优势的产品。

　　对于江苏的企业来说，不要急于“走出去”，而是要先壮大自己的企业，这其中，有几个观念需要转变：

　　第一就是要发展到既重视外资，也重视内资；第二是既发展外商投资企业，也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第三是在为外商提供好的投资环境的同时，还要为自己本土的企业做好服务配套工作。

　　如果这三点都可以在转变观念期间很好地做到，那么下一步才可以更上一步台阶，再向“走出去”发展。

　　同时，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商机，贸易、投资、商业人员的流动。如何利用这一机遇发展自身？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互信”，不能成为“开放的机会主义”———只想从外界吸取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东西，而是应该达成“互信”的共识，要跟人家成为朋友，只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走出去”的良性发展。

　　朴容晟（让秘书递过来一部三星手机，拿着这部三星手机对记者介绍）：即使在韩国，这个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但是我认为企业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韩国企业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星原来也是给国外的手机生产厂家贴牌的，但是通过贴牌，我们知道了如何生产质量较好的东西，然后如何向外拓展，这才缩短了韩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很快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这就是我强调要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通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可能单纯利用国内资金、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引进来”扎实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江苏的一些企业，特别是苏州的一些企业，就应该学会如何生产好的产品，继而就要开始学会如何创立自己的品牌。

　　快报上海特派记者 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