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婚恋史上的原始社会时期仿佛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华夏族人，尚无宗法理制来约束男女情事，穹庐做帐，草木为床，原始的激情于旷野上奔腾。今天，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还保持着走婚的风俗，一年一度的三月对歌节是阿哥阿妹们的集体相亲礼。

　　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这两千多年的主题，两个素未谋面的青年遵从父母大人的指令结为夫妇，婚前的沟通全赖媒婆的一张巧嘴。严密的包办婚姻系统下，反倒助长了电光石火般剧烈爆发的爱情传奇的流传——通常是青年公子在墙头马上或者元宵灯下与佳人惊鸿一瞥，从此神魂颠倒，两下相思。

　　民国：失去了天子的中国重新开始百家争鸣，西方的罗曼故事和好莱坞电影一起搅乱了千年帝国的生活，在时尚的大城市，新派人物的作风之一是与原配妻子仳离，在社会交往中寻找自己心仪的新女性。他们在那个时代写下的情诗直到今天依然灿烂。

　　但对大多数温良中庸的国人而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没有过时。民国报纸上常有这样的结婚启事：某男某女经某人介绍，双亲同意，于某日永结同心，特此昭告亲友。置一桌酒席由父母亲戚陪着相亲，合完了生辰八字，然后定下的婚姻关系才是正当和光彩的。

　　解放初期：经历了多年战火和革命浪潮的洗礼，于是“同志”这个没有性别色彩的称呼和“爱人”联系在一起。通过相亲获得“爱人”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朋友介绍，二是组织安排。花费太多时间追求个人感情虽然没有不被允许，至少也被认为不够先进。介绍人以谈革命工作为理由将两个人召集在一起，往往就是恋爱关系确定的标志。结婚照上，这个时期结合的大多数夫妇穿一个式样一个颜色的衣服，惟一的区别只是尺寸大小。

　　文革年代：八个样板戏中听不到一句跟相亲有关的台词，温情和爱恋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作风”。中国人被分为三六九等，选对象要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则注定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但是革命斗争仍取消不了男婚女嫁，在上海的外滩，一对一对紧挨着倚靠在黄浦江的栏杆上谈情说爱的情侣，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情人墙”，把革命的高音喇叭变成了背景音乐。

　　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庐山恋》成了国人重新直面情感生活的标志。青年男女们又在公园里谈起恋爱来，相隔两地的情侣耐心地互致情书，大学校园里偶尔也能看到某个衷情男子站在女生宿舍的楼下等上一昼夜。个人征婚广告也铺天盖地地出现了。但无论自由恋爱如何正大光明，对大多数人来说，相亲仍是逃不掉的选择。

　　网络进行时：现代相亲的装备如下：电脑，手机，信用卡，安全套。新新人类的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网络随时为他们开启通向异性的大门，只需要手指轻敲键盘，他们就开始畅想电脑另外一边那个是轻舞的仙子还是丑陋的恐龙，还没等电脑屏幕烧得发热，相亲的时间地点就已经定好了。第一声问候总是这样：你是万人迷吗？我是小李飞刀。天知道，他们的相亲是在天亮之前还是天黑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