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为官一方越来越成为高风险职业，短短两周内多名地方官员接连死于非命——2月11日，湖北洪湖市经贸局局长杨代军遭神秘枪杀；2月24日，梅州供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陈金荣遇刺身亡。地方官员的生命安全，因之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而要讨论地方官员的安全问题，必须以地方政治生态的演化为背景。

　　近年来地方政治生态演化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权力下放。这个趋势无疑是积极的，有利于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有利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此有利于改革和发展；但也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只有单向的权力下放，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权力下放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

　　权力下放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随着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增多，某些地方利益集团越来越失去制约，某些地方利益集团所垄断的公权因之往往不是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而是主要服务于地方利益集团自身。由此派生两大恶果，一是某些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争利，二是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彼此倾轧，两大恶果交织，在某种程度上使地方政治越来越走向非程序化、非人性化。某些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民怨不断累积。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并不存在有效的申诉机制、纠错机制，老百姓的冤情往往难以洗雪。老百姓申冤无非三条路，第一是越级上访，这是代价最高，希望也最渺茫的一条路。尽管如权威人士所说，百分之八十的上访者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可能直接面对那么多上访者，而地方政府则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所以越级上访对大多数上访者来说根本就是不归路。第二条路是诉诸媒体，但众所周知新闻监督的力度还很有限，而且即便媒体曝光，因为并不存在实力纠错机制，所以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完全可以笑骂任尔，我自为之。加之某些部分媒体的堕落，诉诸媒体往往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为媒体中的腐败分子提供了寻租空间，使已经饱受创伤的上访者再遭受一次打击和盘剥。第三条路则是诉诸法律。这本来是最理性的，最应该鼓励的。但因为司法地方化积久成习，上访者跟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在司法体制中根本就不对等，常常连立案程序都无法进入。这三条路对老百姓来说都很难走通。但积怨到一定程度，总要寻找发泄的出口，个体复仇由此发端，个别地方官员便往往成了个体复仇的目标。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失去制约尤其导致地方利益集团的分化，多元化的地方利益集团彼此间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争夺势力范围，越来越不共戴天，内部冲突因此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残酷。铤而走险，以血腥手段清除竞争对手，诸如雇凶刺杀同僚等闹剧，也就屡屡上演了。

　　总之，某些地方利益集团的失控，必然导致地方政治的丛林状态。这种丛林状态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恶化了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恶化了地方官员的生存环境，使得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同样缺乏安全保障，同样处于不安定之中，使得地方官员和老百姓的未来一样不可预期。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之受到严重制约。

　　那么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自上而下的监督当然必不可少，但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可能地扩大基层民主，通过基层民主把基层民众引入地方政治，让基层民众能够通过合法渠道与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博弈，从而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监督某些地方利益集团，遏制某些地方利益集团的坐大。只用一种机构对付某些地方利益集团，永远有死角，贪官的落马就永远只是一种偶然。自上而下的监督必须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对接，以成就百眼之兽，百足之虫，地方利益集团才会受到全方位制约，一旦做恶就难于逃遁；权力寻租的成本才可能最大，而令一些地方官员不敢心存侥幸，不得不望之却步，做一个“不得已的好人”。大力发展基层民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党内民主，使地方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合法程序文明博弈，使地方官员能够通过合法程序追求和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必须这样双管齐下，一些地方官场才有希望逐步净化。只有当地方官场真正净化，社会真正和谐，老百姓的生存风险才可能降至最低，地方利益集团与地方官员的生存风险也才可能降至最低，地方官员接连死于非命的悲剧才有希望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