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这三句话是对三地近代历史贡献的简要概括。而广东人立言，乃一系列变革的起点，所以尤受关注与敬仰。然则这“立言第一人”的康有为，却在家乡不为今日的青年老乡“所识”，颇令最近完成相关摸底调研的佛山团市委“跌眼镜”。

　　近日发布的《佛山青年文化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佛山青年的现代性指标中，“人文性”缺陷明显，一个重要的体现是，绝大多数青年熟知武学技师黄飞鸿是本地先辈，却不知思想先贤康有为是同乡，更遑论技术救国先驱陈启沅等人了。

　　这个世界因人成事，各地对于本地的历史名人理当有先天的敏感与自豪。佛山青年既然不知康有为是老乡，那他们对于康有为的思想著述、历史事迹及其立言付行的时代背景，只怕也难知晓太多。这对于自感“知识不够用”的佛山青年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但论诸“大文化”，黄飞鸿也见于当地地志，事迹流传于街巷民间，显然也是“佛山人文”的一个载体。佛山青年不熟前者而知晓后者，并不宜视为他们“人文缺陷”的一个例证。

　　其实要追问的倒是，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康有为登堂入室，黄飞鸿不见经传，但在青年人的印象中，两人却何以轻重倒置？

　　想必是电影电视上频频出境的“佛山黄飞鸿”形象功劳不浅，而借影视的热度，佛山当地再大打“黄飞鸿”品牌，也强化了当地年轻人心中印象。而康有为却没有这般“好运”，寥寥可数的几部影视作品，还少有以之为中心人物的，康氏前后期的复杂立场与历史评价，更使之无法同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单纯形象那样能够赢得观众。两相比较，显然“黄飞鸿”更具流行色彩，社会的推介与民众的接受，都展现出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一面。

　　西方的文艺复兴隆重推出“人文性”与“人文精神”的概念与取向，其根本是要“去神圣化”，即将人民的日常生活同宗教脱钩，而脱钩之后的日常生活自然不再需要强调宗教生活的精神性与崇高使命感。及至近代国家的现代化转变中，人文精神要消解的，则是全面笼罩日常生活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因此，世俗化是人文精神历史价值的第一次展现，“黄飞鸿热”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世俗生活的具体内容。

　　但是，世俗生活在消解宗教与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也暴露出负面的形态——物质生活主导之下，生活诉求被实用化与商品化填满，针对因此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价值观迷茫，人文精神衍生出新的历史内容，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呼吁的，要求重建道德理想。而此番佛山调研组织方强调的“人文性”，更多应该是“人文素养”的成分，亦即文化知识的积累程度。

　　当下的中国，开始强调协调的科学发展，无疑已到黄飞鸿要知、康有为更应被知的时候；广东以文化大省建设为己任，以文化名人打造文化名城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无论是具体到文化偶像的认知与选择，还是整体知识的积累与价值方向的确立，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一切更多的是学校的功能职责——通过积极的引导，实现他们知识上的成才与精神上的成才。现代社会具有世俗化的天然取向，但学校教育恰恰应该是高出世俗生活水面的礁石，可以为不愿被世俗生活淹没的人提供求生之地。所以在青年人眼中，康有为不能匹敌黄飞鸿，并非社会的人文精神危机，而是学校人文教育的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