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中谈富人捐赠是个很令人尴尬的事，不过热心公共事业的媒体在这方面向来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集体性的尴尬本身就意味着很高的新闻价值———为迎接5月份福布斯和“排榜专业户”胡润将同时公布的中国以企业为主的第一张慈善排行榜，许多媒体和网站都在显眼位置针对“富人捐赠”刊出了以盘点和总结为中心的专题，让公众又温习了一下那个捉襟见肘的数据：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足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可以预期的是，慈善排行榜的结果将是去年富豪纳税榜结果的重演：财富排行榜中那些腰缠万贯的大佬们在这些与公共福利密切相关的榜上集体缺席。

　　“为富不捐”，很多人将此归咎于富人财富伦理的无德；也有人把这一切指向了处置捐出去的钱被腐败劫持。这些归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离本质的解释尚有很大的距离。笔者以为，“为富不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在我们的国家，“大政府”垄断着对“小社会”公共利益的解释和解决，在体制上缺乏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而对社会资本来讲，“不花与自己无关的钱”是万古不变的投资伦理，既然“公共利益”所包含的一切被政府大包大揽，社会资本也就难以怀出“热衷捐赠”的胎来。

　　我们这个国度里的富人之所以吝于捐赠，在于作为人格化资本的他们，在体制上缺乏一种对公共利益贴近的参与感。政府似乎以无所不能的姿态垄断着一切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资源：比如说对“公共利益”独断式的解释，对“公共利益”形式上的大包大揽，对“公共利益”成就的占有。这种“垄断”在现实中俯拾皆见：比如说在地方政府主持的各种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随意性界定，在公共服务中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事业在制度上的包揽等等。

　　这时候，“不花与自己无关的钱”这条规则的效力就凸显出来了，既然这些事情被政府在解释、解决、荣誉上垄断，也即与自己无关，有几个人会愿意理性地把属于自己钱大把地捐出去？

　　为何不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能孕育很多慈善家呢？这源于有限政府在对待公共利益上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姿态：承认自身在公共事务管理上能力的有限，在保护包括富人在内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基础上与社会资本建立平等协商的合作关系。他们不仅在形式上创设了种种方便于富人捐赠的制度，还在体制上把关注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充分地与社会资本共享。公共利益与自己相关，于是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了富人们在捐赠上的慷慨大方，大把大把的钱投向教育、科研和保障基金这些公共事业。

　　可在我们国家，不要谈“公共利益”上政府和资本有良好合作关系这个较高层次的命题———“私产保护”虽然入宪，但还经常被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受到侵犯的危险，这种制度氛围是很难孕育出富人的捐赠伦理的。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