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您可以描述一下您脑子中的印度吗？
裴远颖：我作为驻印度大使，从1994年12月上任到1998年4月离任，一共3年零3个月的时间。
我刚接到通知要去印度工作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灿烂的文化和奇特的国情，一直吸引着我。同时也觉得这个任务很有挑战性，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中印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
初到那里的第一印象是，现实的印度和我脑海里所勾画的印度有明显的差距。到印度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印度的书籍，而且同很多曾经在印度工作的朋友进行了交流。尽管对这个国家落后方面，比如说环境的“脏、乱、差”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是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在首都新德里的近郊，贫民窟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后来我慢慢发觉，在这些不加掩饰的落后现象的后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是颇有成就的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资源、沉稳的国民心态，是印度独特的优势。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虽然没有中国快，但是相对比较均匀，并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经济时报：宗教在印度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否也是印度社会一大特点？
裴远颖：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在印度都有，以信印度教的人数最多(占人口的82%左右)。印度教(其前身是婆罗门教)的轮回学说在印度人中的影响很深，认为人生的现世是前生决定的，而现世决定着来生。这种宿命论的思想使普通印度人有一种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心态。印度的街道虽然很拥挤，但是很少看到打架甚至是争执的现象。很多印度人吃素，不杀生，神牛满街跑，和宗教都有关系。当然，由于印度宗教状况复杂，宗教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印度有名的种姓制度也是起源于印度教教义。这是在社会分工和种族差别基础上建立的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和武士；第三等级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等级是农民。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是等级之外的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按照这种制度，等级是不可逾越的，世代相传，永不改变，而且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位而坐、同席而食。尽管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废除种姓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实际上仍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起作用。比如，我们使馆雇佣当地人做园丁和清洁工。这些人来自不同种姓，按照传统的分工工作，绝对不干种姓之外的事。浇花的比打扫卫生的种姓要高。有一个管打扫的印度人有事不能出勤，我们使馆办公室人员就和一个园丁说希望他能代替帮忙打扫一下，但是他拒绝了，他表示，宁愿被解雇也不愿去打扫，因为这和他的种姓不符。这个事例说明等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也不能说现在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比如说印度的前总统纳拉亚南，也出身贱民阶层，通过个人奋斗，最后成为了印度总统。
印度经济已经具备了较快增长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印度上个财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0.4%这不仅是印度记录中最高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中国过去8年来任何一个季度的增长率。这令很多国家和地区感到震惊。
裴远颖：对于10.4%的增速，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年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6%到7%左右。这个增长率在世界上不算低。最近几年，印度发展明显加快，改革的效应进一步显现。印度的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当然，10.4%只是一个季度的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也很难说能长期保持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印度经济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由印度国际环境、印度的自身条件和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印度经济已经具备了较快增长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裴远颖：印度经济增长对印度是好事，对中国来讲也是件好事。印度经济增长了，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也扩大了，两国就有更多的条件发展经济交流，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也是有利的。
当然，压力也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有中印产品有所重叠，特别是在纺织品、化工品方面。也就是说，在投资来源、产品市场方面会存在竞争。印度总理瓦杰帕依曾说过，中印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但是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健康的竞争关系能够促进合作。就像赛场上的选手竞技，有利于双方提高自己的成绩。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促成了10.4%的增长，换句话说，印度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裴远颖：我认为印度经济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市场经济的经验丰富。印度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长，印度在独立之后，虽引进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但是私营经济占的比例很大。
印度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因为它直接继承了英国经济立法方面的内容。印度的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的管理水平较高，本土大企业多。金融系统运行比较健康，银行坏账率低(约10%)。服务业比较发达，占国民经济的49%。
科技人才多，而且素质高。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个统计，印度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的数量占世界第二。直到今天，其科技人才队伍水平仍然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印度许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学历是外国承认的，由于这些人的业务水平和英语水平都是比较高，所以在国外很抢手，国际组织和国际知名企业雇佣了不少印度人。与此相对照，英语不过关是中国高素质人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裴远颖：首先，我们1978年就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印度的经济改革是在1991才启动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很多到过中国的印度人都赞扬这点。中国投资环境也比较好。
其次，我们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很多，目前印度官方统计它的文盲率在35%，但有人估计实际上的文盲率达总人口的一半。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大制约因素。印度国内人们的文化水平有天壤之别，在社会生活每个角落都很明显。印度的选举也很有意思。因为在印度农村有很多文盲，连选票都不认识，所以每个党派都用一个图案来表示，有的是一只象，有的是一朵莲花，有的是一辆自行车，有的是一个农具。人们看到图案，就知道是哪个党派，以“看图识字”的办法来进行选举。这不得不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经过2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制造业比较发达，这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印度长项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了，英语不过关是中国高素质人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印度人英语水平比较高，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也总是提到印度人的英语很棒，相比之下，我们给世界的印象不如印度。这是怎么回事？
裴远颖：印度人的英语水平高，原因是：一、英国殖民政府在200多年中，大力普及英语。二、印度的教育制度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双语教学。三、印度没有类似于中国的标准普通话或者说是统一的语言。印地语算是讲得人数较多的，但是也就是在北部普及，到了南方就行不通了。所以惟一的沟通工具就是英语。目前印度两种官方语言一个是印地语，另外一个就是英语。如果不使用英语的话，印度北方和南方的人很难沟通。而且，其他大大小小的语言还有成百种之多，仅印度宪法承认的地区语言以及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之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使用英语遣辞造句都很精确、很规范，很书面。我记得在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印度人使用了一个很生僻的英语单词，大家都以为没有这个词，但是那个印度人翻开牛津大词典找到那个词说，瞧，这个词怎么没有。虽然印度人的英语发音很特别，但是在并不妨碍他们同别人的交流。
中国经济时报：印度的软件业像它的英语一样，世界闻名。
裴远颖：印度重视软件业的发展说明印度政府的远见。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就把科教发展置于重要的地位。1998年印度政府制定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十年规划提出要使印度成为这个领域中的超级大国。“印度过去失去了一次产业革命机会，现在决不能失去这场信息革命的机会”，这表明了印度要抓信息技术的决心。为了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信息产业很大优厚条件，逐步取消硬件和软件的税收。同时，放宽网络公司上市标准，改组电信管理机构，打破国家对电信管理的控制。印度政府也为软件公司创造更好的服务，提供高速通讯服务。此外，还出资2000多万美元，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中小软件公司的发展。
印度安得拉邦(邦相当于我们的省)的部长，率先在他那里实行政府部门和学校的计算机化，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雅号“便携式电脑首席部长”。
人才济济是印度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印度软件科技人才每年增加3.5万，工科毕业生(包括专科院校)总数达到近百万人。在硅谷和华盛顿信息技术行业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是印裔。因为信息技术发展较快，印度政府鼓励“海归”，因为国内大有可为，那些海外人才也愿意回去。班加罗尔被称为是“印度的硅谷”。
印度软件产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2001年，其总产值已达近100亿美元，并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印度政府规划，软件业总产值在2008年达到870亿美元。
印度认为信息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也低，想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用信息产业来带动经济增长。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说法，这种模式是否行得通也有待检验，但是这个思路确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之处。
现在我们不时听到一些来自印度的、看来似乎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印度人在实践中还是很务实的。
(稿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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