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这样的现实，你们能改变什么呢。你们能带去什么？

　　冯艾：我们不仅带去知识，我们还带去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学生没的穿就给学校一个电话，我们同学捐了很多衣服，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甚至是新的，一卡车。后来通过我们的联系，我们的王民中学，还安了宽带网成了全国第一所无线宽带上网的中学，我们学生现在不会再有人再问我们，因特网是用来打鱼的还是捉鸟的，大家都知道，学生也不会说，翻过那座山就到北京了，他知道北京很远，但是他也知道今后，他以后一定要到北京看一看。

　　记者：这种变化是你们带来的吗？

　　冯艾：不能肯定说完全由我们带来，但是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了当地的改变，就比如说，我们去那儿还有观念上的变化，我们到那儿以后，我去宁夏的时候，我梳着很短的头发，我们志愿者都梳着短头发，因为那十年大旱，缺水，所以我们梳短发，但是当地的女孩子都是梳着大长头发，都留着大辫子，开始女孩子都很羡慕我们的短发，就去家访的时候，也一个小姑娘偷偷地跟我说，冯老师你能跟我妈妈说一说，让她也同意我把头发剪了，后来我跟她妈妈讲，当时家里没说什么，也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当天晚上这个小姑娘特别高兴地跑到我的宿舍跟我说，我妈同意了，但是她要你来剪，后来这个小姑娘的头发就是由我给她剪的，这就是变化。

　　记者：带去了一个观念，但是你们总归是要走的。

　　冯艾：可是我们是接力计划，我去的时候，复旦是第二批，现在马上第六批就要出发了，就是不断有志愿者过去。

　　一年的支教生活结束了，冯艾所在的这一批支教队员要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冯艾已经和当地的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冯艾：当我离开宁夏的时候，会有人赶几十里的山路，就为了给我送一份枕套，他说，这是山里女儿出嫁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你就是我们大山的女儿。我的学生给我绣了很多很多的鞋垫，现在还有学生给我寄鞋垫，他跟我说，以前的鞋垫已经用过了，用完了，我说我哪儿舍得用，他说你用吧。

　　记者：你真用吗？

　　冯艾：我舍不得用。

　　记者：你是舍不得，还是，现在城里人谁用鞋垫？

　　冯艾：舍不得，学生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绣得都很漂亮的，那都是，你会想到的，他觉得是，他知道冯老师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知道，那些学生们也是饱含着感情给绣的鞋垫。

　　记者：你是不是把这个看做一种回报？

　　冯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回报。

　　记者：这种回报，对你重要还是不重要？

　　冯艾：这种回报对我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地的老百姓和学生，他们给予我的更多，真的是这样，我在宁夏的时候，我去那边一年，等我回来以后，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接到我母亲的一个电话，当时我在复旦已经在念研究生了，她说家里收到一个包袱，一个纸箱破纸箱，外面都浸着油，从西吉寄来的，我当时很紧张，我不敢想。

　　记者：为什么不敢想？

　　冯艾：我怕是一些东西，我能够想象到的。因为它浸着油。

　　记者：你会想象是什么东西呢。

　　冯艾：学生给我寄来的吃的，我就怕这一点。

　　记者：你怎么会觉得是学生寄来的吃的。

　　冯艾：西吉寄来的，浸着油的破纸箱，这么简单。

　　记者：为什么怕呢？

　　冯艾：邮费很贵，当时我就让我母亲把这个箱子打开，果然，很简单，就是油香和馓子，这就是当地回民开斋节的时候，一定要吃的。这个箱子的邮费，我真的是很心疼，因为当地太穷了，老百姓一年下来，一两百块钱的收入。然后学生在讲的是，开斋节到了。我知道冯老师一定想吃这些吃的，她说了，只要家里能够有条件寄，我每年都会让冯老师吃上这些东西。所以想到这一些我就愿意再一次去西部。我的学生她会给我写信说，她在的宿舍床头摆了两张照片，一个是我的，一张是她母亲的，每天晚上她都会看看这些照片，她觉得看到这些照片跟我说几句话，就会给我无穷的勇气和动力，我觉得我们付出的，真的其实是很少，但是我们得到这一些回报真的是无限的。

　　记者：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会不会对你们自己也产生影响，改变你原来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冯艾：对我们肯定是一辈子的财富，对我改变的很多，就比如说我看到城里的高楼大厦，我看到那儿农民工，我现在不会歧视他们了，我看到高楼大厦，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儿农民工，我会想到他们就是我的学生父母，有的甚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甘愿做城市的边缘人物，忍受别人的歧视和白眼，他们为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来念书，所以你怎么能够去歧视他们，所以我们想到的更多就是帮忙他们。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在讲还没有去支教的人，讲我们能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讲的是，去民工小学，去教书。去帮助那些孩子，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一年，就让我懂得了，去理解别人，去关心别人。

　　记者：那么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又那么重要，会有人留下来吗。

　　冯艾：有，会有，真的有，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留下。但是我们有志愿者留下的，就像北京，北大的一个学生叫莫峰，他当时报了两年。但他已经决定留在当地了。我们当中，有不少志愿者都签约在当地。我真的很敬佩这些留下来的志愿者。

　　记者：但你说不。

　　冯艾：对。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于，我知道上海的发展，北京的发展，我知道现在最新的科技发展，就是说我知道最新的东西。我们的有一个字叫“新”，当时如果我在当地呆的时间长了，我就会被同化了。当地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我们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事物的，所以你会慢慢的，你就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慢慢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当地，可能我的意义就慢慢地就不那么大了。

　　记者：但是你可能在说不的时候，你就在否定留在当地的志愿者他们的行为。

　　冯艾：不一样，大家有各自的，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支教，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留下。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去西吉了，我去那儿教完书一年回来，充电，在上海学习，学习完了我愿意再去，这个时候我又有最新的观念带过去，最新的知识带过去，另外一个，我们凡是在当地生活过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西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能记得多久？

　　冯艾：永远都会记。

　　冯艾从宁夏回到上海后，继续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业，同时，她一直期待着有服务西部的机会，2003年6月，当她得知团中央、教育部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赴西部基层服务的消息后，冯艾决定报名参加，准备再一次到西部服务一年，而此时冯艾刚刚回到上海两年。

　　记者：你报名的时候，老师的反应是什么？

　　冯艾：老师很吃惊，你怎么还要去，老师也在觉得，说我这个人好像有点浪漫，但是浪漫的人，往往会去那么苦的地方，是一种吃苦的浪漫，我们家里人，比如说我第一次去西吉的时候，我母亲说你去吧，那饿不死。

　　记者：她说这话什么意思？

　　冯艾：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鼓励我们，去吃吃苦，受受锻炼，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比较顺利成长起来的，父母也是做记者的，所以他觉得应该了解中国社会，觉得大学生目前我们缺的就是这一课，去实践。等我第二次选择的时候，我母亲说的是，我尊敬你的选择，就没第一次说的那么轻松了。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冯艾：因为毕竟去那一年是要吃苦的，我在宁夏的时候，我瘦了十斤，人也晒的特别黑，这个家里头，刚开始说让你去的时候，都是鼓励你，等女儿真的去，他们就心疼了，所以他只是想到这一点，担心我的身体。

　　由于西部计划主要是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冯艾作为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并不属于招募的范围，但是在冯艾的再三努力下，她的申请最终得到批准。

　　记者：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你那么重要？

　　冯艾：就是因为我想去做这件事，因为还是想到了，我有第一年的经历，我知道西部有多缺乏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多缺老师，而那边的孩子，多么希望能够念书，所以我们到了那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而我那些当初教过的学生，现在好多都上大学了，我的学生当中至少有八个考上了大学。

　　记者：你不去他们也可能上大学。

　　冯艾：以前从来没有，我们学校那么多，我们学校最多一个学校考出去一个，像我在宁夏以后，我们那个班级，我们那个学校，它的入学率从未有过的高，辍学率从未有过的低，以前初一，高三，都只有一个班级学生，三十几个人，但是因为知道有志愿者来，一下子初一有一百多个学生，高一变成六十多孩子念书，而学生很少有辍学的了，我们去家访去劝学，所以我们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那我就愿意再一次去做。

　　记者：那你刚才谈的更多的是可能是一种愿望，一种责任，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还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冯艾：我希望它变成一件时髦的事情，一件时尚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来做，因为我觉得，现代社会，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以前，也会塑造些典型，那么那都是一个人，他讲的都是一个人，慢慢的大家都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离我越来越遥远，我很崇拜他，我很敬仰他，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我做不到。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讲的，我们志愿者是一个群体，你能够看到，很多人，跟你一样的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也可以做。所以他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我们都可以去做，能够让更多人加入进来。

　　记者：但是你第一次可能是冲动，第二次人家可能会认为，冯艾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

　　冯艾：那无所谓，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只要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可以了，我不用去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无论他说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这件事情，很多人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也不正常。总应该有褒有贬，这才正常，有贬反而能够让你去清醒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也挺好。

　　2003年9月初，冯艾来到云南宁蒗县战河乡中学，担任初中语文、历史教师，并且担任副校长。

　　战河乡中学位于海拔三千米的高原，没有图书室，学生除了教材连本字典都没有，更不用谈课外书了。

　　针对这种情况，冯艾根据学生的特点，努力营造一种活泼愉快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说、多练。

　　记者：学生怎么看你？

　　冯艾：学生很羡慕我，然后学生很崇拜我们，这是学生自己说的，学生都很希望我们能给他们上课，就像我刚到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彝族的，彝族的孩子，你如果把一个学生叫出来跟你说话，他可能一句话都不敢说，但是很多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我只要走过那件教室，那间教室没有老师在，学生一定会鼓掌，然后叫冯老师你进来给我们上课吧。而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任何一间教室，因为刚开始，我还上全校的音乐课，每一间教室，我都进过，我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学生都给我鼓掌，都特别的高兴。

　　记者：跟他们沟通有困难吗？

　　冯艾：有的时候像挤牙膏，因为当地的学生都是彝族，他们日常都说彝语，或者说宁蒗话，跟学生沟通有困难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唱歌啊，因为你想象不到，在那么简陋的地震棚里，在那么破旧的教室里，学生会给你用很嘹亮的歌声，很嘹亮的声音唱，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同一首歌，每一次我听学生唱这些歌，我都是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些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这些。然后所以学生他慢慢就会了解你了。

　　2004年3月，根据上级的安排，冯艾从战河乡中学调到宁蒗县教育局工作，这意味着冯艾不再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而转向更多的行政工作。

　　记者：对你个人来说，去教育局，会不会是你的另外一个起点。比如说从政。

　　冯艾：没有想过那么多，我在教育局的时间有限，像现在已经四月份了，到七月结束了，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尽量多的为他们做点什么。

　　记者：你自己都是一个学生，你自己也需要家庭的帮助，可能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冯艾：但当时跟他们比，你就知道，你自己拥有的太多了。真的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不会想到自己，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了，你知道起码我吃的饱，穿的暖，我能用到很多东西都是学生想都不敢想的，我去之前，我的一个擦脸油，就是他们的一个学费，一学期的学费，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很奢侈，回到城市以后，你看到那个菜价，你说天啊，你会把它折算成孩子们的生活费，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是李嘉诚，不是洛克菲勒。要是有钱我们全捐了，这是志愿者亲口说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钱能够花得有意义。

　　记者：扎根西部会不会是一个圆满的解决。或者给社会一个很美丽的童话。

　　冯艾：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可能有这样的人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不用关注我个体，在这个群众当中，有人留下，有人走，可以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只要我讲我今后无论做任何一样工作，我都会心系西部那天土地，那片人民，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记者：如果你那样的话，那不是榜样吗，号召力不是更大吗？

　　冯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可以到，包括现在我也经常到大学里面去给学生讲，做报告，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去西部，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觉得号召，号召的话，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需要所有人都留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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