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袁凌阜阳报道

　　阜阳乡村，乡镇企业极为罕见。农民在家赚钱的办法除了做苕粉(红薯粉)，就是养牛羊。当的农民靠种地甚至无法保障口粮，因此，出门打工成为许多人必须选择的谋生手段。当地900多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0%，2003年劳务输出人数在168万以上。按每人每年带回3000元现金计算，可以为阜阳带来50亿元收入。

　　而正是在大批年轻父母远离家乡之时，各种假劣奶粉趁虚而入，瞒过老人的眼睛，给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幼小生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害。

　　年轻人出门打工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近年来涌入农村的假劣产品，老人们缺乏辨别能力。

　　在农业人口占80%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害婴事件与年轻父母们的群体打工行动无法分割。近日，记者走访众多村民获知，由于当地人均耕地极少，一些地方的农民靠种地甚至无法保障口粮，因此，出门打工成为许多人必须选择的谋生手段。而正是在大批年轻父母远离家乡之时，各种假劣奶粉趁虚而入，瞒过老人的眼睛，给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幼小生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害。

　　孩子满月父母就出门打工

　　“冬月29生的娃娃，年一过他们两口子一块到浙江诸暨打工。娃娃就丢给我们用奶粉养。直到8月份孩子住院，他们才回来，孩子死了，他们又一起出门打工了。”

　　阜阳临泉县吕寨镇李老村，65岁的村妇刘淑英诉说着痛心的家事。她的孙子成成因劣质奶粉夭折，死时仅8个月大。

　　李老村异常安静，大多数宅院关着门，只有树下塘边偶尔出现两个干农活的老人，似乎果真是一个老去的村庄。这种情形在整个吕寨镇都可以明显感受到———乡村公路上来往的都是翁妪妇幼，镇上蹬车和做生意的也都是一批老年农民。

　　刘家的宅院更加空空荡荡。刘淑英说，成成的病花了8000块钱，“借的利钱，还卖了小麦。”当初在阜阳，医生曾建议小孩转合肥治疗，可是一家人怕花钱，“想想还是没去”，成成就死了。

　　村妇李娥和刘淑英是两妯娌，她手里抱着的孙子刘成一岁了，还不会下地走路。

　　“他妈也去浙江打工了，孩子满了月就走的，他爸爸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没在家。”

　　刘成比成成小一百天，两个孩子吃的是一样的奶粉，但这一百天的年龄差距救了他的命。

　　“五个月大时医生叫换的三鹿奶粉，比成成少吃了一百天假奶粉”。李娥说。

　　在太和县三堂镇韩庄村，周岁大的韩奥强只吃过10天母乳，父母在他出生第十天就双双出门打工。

　　“一般情况是母亲喂孩子几个月奶，然后出门打工，由于吃了几个月母乳，再吃奶粉，问题就不会很突出。”韩奥强的舅舅高正说。

　　三堂镇高寨村的高广民老两口现在带着孙子和外孙，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广州打工，女儿在杭州打工。

　　孙子冬冬5个月大的时候，儿媳就出门了。祖父母一直给孙子吃“康贝宝”奶粉，吃得脸很大，发现不对头才换，“现在快一岁了，不会走路，不会说话。”

　　“在我们这里，推广母乳喂养有天然的困难，出去的人太多了，孩子只有靠老人拿奶瓶子喂。”太和县妇幼保健站一位医生无奈地说。

　　出门打工至少能省下口粮

　　李老村下属的成庄有240多名村民，其中常年出外打工的占到一半以上，外出者只有割麦的时候会回来，割完麦又出门，留在村里的是老人和孩子。

　　“出去打工的老的有60多岁的，50多岁的，多得很。小的有15岁的。”

　　36岁的李克伟19岁出门打工，每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一年能挣个三千块钱回来。”这一段之所以回家，是由于工厂经常停电，挣不到钱。

　　打工十七年，李克伟并没有挣到足够的钱成家立业。他的两个兄弟也在外边，年年只是割麦才回来。

　　刘淑英的老伴李克龙说：“成成他妈身体不好，两个人在外面也挣不了多少钱。”李介绍，出门打工的人就算干得好，一年也不过带3000块钱回来，可是关键在于“出去一个人，口粮就省下了。”

　　李克龙一家六口人，四个大人出去打工，一年可以省下几千斤口粮，成成治病的花销，一部分就是卖粮食的钱。

　　“人在长，地不长，反倒在减。”村里的老人李克凯说。李老村人均占地只有8分，除掉宅基地，人均耕地只有半亩，怎么也种不出一个成人一年需要的上千斤口粮。

　　李克凯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老村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那时多生、生男孩的想法很普遍。

　　“1980—1985年，一般一家要生三四个孩子。”李克凯说，现在超生的不多了，“因为知道多生多穷。”

　　另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超生的现象在当地仍旧不少，他有个朋友，头两胎生的是女孩，现在又在生第三胎，另一个熟人头胎得了个男孩，现在又想着要个女孩。“这些超生户大多在城乡接合部做生意，人户分离，计划生育部门查起来也难。”

　　阜阳旧时有早婚的风俗。高正说，10来年前甚至有15岁结婚的，他和妻子结婚时年龄都是21岁，已经被人认为太晚了。“一般十八九岁就结婚。因为年纪轻，结婚生了孩子，欠了不少债，所以孩子出生不久就交给老人，夫妻双双出门打工。”

　　老年人出门打工也与阜阳的婚俗有关。由于奢费婚宴和高额的彩礼，年轻人结婚没有几万元拿不下来。高光明老人说，二儿子仅订婚已经花了8000多元，结婚至少还需3万元，这还不包括建房的费用。李克龙为大儿子起房子就花了4万多，欠下2万多元债务。

　　在阜阳，父母一般要承担儿子结婚和建房的所有费用。不少老人在儿子结婚之后就不得不出门打工，53岁的高光明说，比他年纪更大的人出门打工在当地也并不少见。

　　168万打工者与50亿收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阜阳乡村，乡镇企业极为罕见。农民在家赚钱的办法除了做苕粉(红薯粉)，就是养牛羊。

　　高寨村里一位老人养了七八只羊，但他表示一只羊羔也就能赚二三十元。

　　高寨村的地要比李老村宽裕一些，但在前几年，一亩地有100多元的负担，种地亏本。眼下农业税逐步要取消，去年的种粮补贴农民们也拿到了手，可是一亩几元钱的补助实在吸引力不大。要想挣钱还得出门。

　　高正是高寨村出外打工热的发起者之一，因此这个村庄如今比周围村子富裕。高正的妻子侯冬梅回忆，1995到1996年间，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就在几个城市站稳了脚跟，她和丈夫一起在广州开了钢条厂，带去了村里一百多劳力。高正妹妹的村庄出门打工者的比率要低于高寨村，村里也就明显要贫穷许多。

　　阜阳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介绍，阜阳市900多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0%，2003年劳务输出人数在168万以上，比前年增长10万人，其中政府组织输出的在40万人左右。按每人每年带回3000元现金计算，可以为阜阳带来50亿元收入。

　　这个数字要占到阜阳经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人说，168万只是春节期间出门民工潮的数字，自行打工出门者的数量远大于这个官方数字，也不好统计。

　　在阜阳农村，不少村庄的墙上可以看到“打工找德林”字样的广告。据介绍，德林劳务公司每年要组织输出数万名打工者，在阜阳各县都有业务。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在电话里说，他们通常一次组织数百名农民出门打工，主要联系到沿海一带。

　　实际上，农民外出打工已成为农业大市阜阳的一种重要的增收手段和救灾手段。2004年初的阜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3年阜阳遭遇严重内涝，政府组织100多万人出门打工，大大缓解了救灾压力。有数据显示，阜阳经济此前三年连续低迷，农业更在去年出现负增长。对此，市农委婉拒记者采访。

　　老人们难辨假劣产品

　　年轻人出门打工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近年来涌入农村的假劣产品，老人们缺乏辨别能力。

　　高正妹妹给儿子韩奥强吃的是10元一袋的奶粉。同村一位妇女正在奶孩子，由于奶水不够也给孩子吃奶粉，她说，假如好奶粉一包要二三十元，那就吃不起了。丈夫打工一年，无非寄回来3000来块钱。

　　事实上，农民们大多没听说过雀巢、伊利这些著名的奶粉品牌。高光明老人说，他到镇子上买奶粉，看到有完达山，因为没听说过，就挑了名字熟的伊鹿。“不是咱们不舍得为娃花钱买好奶粉，老三鹿才9块钱一袋，现在十一二块一袋的奶粉咱们觉得也够了。”

　　一位青年农民说，老人知识落后，要是年轻一代在家里，至少在辨别好坏上要好得多。

　　高正的妹妹抱着孩子来玩，嫂子侯冬梅觉得孩子的脸太大，像激素脸，妹妹却觉得孩子养得好，当时很不高兴。后来高正要到消协投诉，妹妹也要他莫投诉，怕惹麻烦，自己吃点亏算了。

　　前文所述的成成吃奶粉脸肿大，堂弟刘成的奶奶反觉得“这奶粉吃得满胖”，也跟上吃，结果短短两个月孩子就营养不良。

　　三堂镇上一个商店老板说，以前农村只卖三鹿一种奶粉，杂牌子奶粉都是这两三年来出现的。他们也无法辨别质量，只能听批发商保证。工商部门也会抽查，但一般只查三无包装或是否过期，这些杂牌奶粉什么标志都有，工商部门也不好查。

　　在毗邻吕寨的滑集镇工商所，记者看到市里要求查封劣质奶粉的电传，但在街头，没有重量标志的假冒三鹿牌奶粉仍在卖。工商所所长在电话里说，他们还没拿到劣质产品最新名单。第二天，一个经销商委屈地给他打来电话，不解为何他店里的三鹿牌奶粉都被查封。

　　当地一位老人介绍买奶粉的情形说：“咱又不知道好坏，人家拿个什么一扫，说是真的，我们也就信了。”高正解释说，那“一扫”，实际上只是超市收款时扫描条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