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国际处处长、法学博士张毅接受专访时告诉记者，中美之间的法律合作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追溯到很早。但严格来说，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有关法律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源于江泽民 1997年 10月访美期间两国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

　　目前，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法律基础是《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该协定于 2000年 6月 19日在北京正式签订， 2001年 3月 8日正式生效。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正云指出，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更多只是程序上的规定及一些外围的协助，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余振东被移送回国完全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不是一般人决策的”，有很多内幕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这个案件并不能说明中美刑事司法合作有实质性进展，中美之间目前以及将来很长时间内，刑事司法合作仍然要针对具体个案具体去谈，还不可能有常规的做法。但无疑，余振东的移送回国是中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大约有 4000名中国贪官外逃，携带赃款近千亿美元。这些贪官近半数滞留美国，他们的财产大多存在美国银行。很多贪官在向国外转移资金时都使用化名，或将巨额资产转到他人名下。除余振东外，目前藏在美国、并已暴露姓名的中国贪官还有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等。因此，中美双方在打击这方面犯罪活动的合作潜力很大。

　　但 4月 21日上午，来京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新闻处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在联合打击潜逃罪犯方面并没有具体名单。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曾任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官员的杨宇冠教授指出，中美刑事司法合作由于存在着法律制度差异等很多障碍，给刑事司法的双边合作带来一定困难，所以合作还停留在个案谈判上。

　　“个案协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张毅告诉记者，任何法律文书都难免抽象性和原则性，所以不管有没有法律文书，或是有什么样的法律文书，面对具体的个案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分析，而通过个案协商也有助于把案件更加圆满地解决，所以，“个案协商也未必是坏事。”

　　杨宇冠教授指出，余振东被押解回国适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不久，很多人都认为是《公约》显示威力，但实际上，《公约》于 2003年 10月 31日通过， 12月 9日开始公开给各国签署，到目前为止，共有 10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 )。但《公约》第 67条第 2款规定：“本公约须经批准、接受或者核准”。同时，《公约》第 68条第 1款规定：“本公约应当自第三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肯尼亚和斯里兰卡两个国家批准了《公约》。

　　张毅说，《反腐败公约》虽然通过了，但由于其不少条款刚性不足，可操作性有限，所以现在很难说公约生效后一定能成为中国缉拿外逃贪官的强有力保障，真正解决实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国与国之间的具体协商。目前在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属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近期内美国也没有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打算。张毅指出：“国际合作只能属于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举措。作为工作中的一条原则，我们应把相关工作 (如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围捕 )的重点放在国内。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