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西安彩票宝马案终于真相大白，虽然此前早有关于彩票承销商一手遮天黑箱操作的揣度，但一经坐实，并且细节层层剥露之后，尽显承销商四方结网有恃无恐的“能耐”；虽然相关人等已经被拘等待法办，但民众的积郁之气与质疑方向所指，筑成社会的块垒，已非此案目前的处理机制所能疏解。

　　承销商杨永明身具作假先科而偏为相关彩票发行管理机构“宠爱信任”，已经表明在这一番透支国家信用、取夺彩民利益的设计中，并不单单是杨永明等人的“利欲熏心，胆大包天”作祟，更大的利益集团无疑是这一个案的坚实背景。这一次西安彩票宝马案穿帮，表面上是刘亮爬上广告牌不依不饶的功劳，实质上却是操作者掉包失误“痛失好局”。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真相：只要设计得当、只要操作到位，承销商及其同伙占有大奖自然百发百中，而且真彩民们也只能自叹手气有限，一次卑鄙龌龊的彩票销售便能体面地收场。如此，便不得不让人生出这样的疑虑来——有些并未爆出丑闻的彩票销售，是不是一样可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

　　面对承销商的各种把戏，彩民基本上是“瞎子”；相似彩票丑闻的例子还证明，对彩票销售兑奖负有管理监督之职责的相关机构——其实必然要落实到相关人员，也完全可能被收买，于是彩民们便完全变成“瞎子”。即开型彩票销售，也因此不具备一般消费领域的最有力监督，即消费者自己的监督。宝马案无疑充分地暴露出了这一行业制度上的大漏洞，但它目前的个案解决，却并不能化解因此导致的整个行业失信的危机。

　　因此，重建彩票业信用的路径之一，是要在其中植入消费者，即彩民直接监督的机制。因为只有消费者自己，才能对切身利益受损的可能产生最根本意义上的监督动力；也只有广泛的彩民群体，才无法被一一收买。于是有建议提出，在每一次大型彩票销售活动中，应设立类似英美法庭陪审团性质的彩民监督团。至于如何设计这个监督团以使之能够真正代表彩民利益实施督查，当然还需考量，但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方向。

　　目前宝马案的处理中，刘亮或许能够重获宝马大奖。不过真相披露之后，刘亮应当不是唯一的利益受损者——就事论事，假设杨永明等人动了手脚的只是四个宝马汽车大奖，那其他三辆汽车，原本必然可以被真彩民摸到手。承销商的作弊行径，最直接剥夺彩民获大奖的机会，依照法律的精神，这些彩民事实上都是利益的受损者，所以也是理当被救济的对象——考虑此次摸奖的具体程序安排，至少那些刮开卡后得以上台摸大奖的彩民是必须被救济的。这自然是一个少有先例而且操作难度极大的救济行动，也许彩民们并无意采取集体诉讼来提出补偿的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

　　虽然彩票业是特殊经营行业，但宝马案却是一个典型的负面社会事件。而对于任何一个负面社会事件的处理，都是要依照这样的宗旨来行进：尽可能使本次事件中的利益受害者得到救济，并尽可能不再使类似的利益侵害行为发生。普通刑事案件中的经济赔偿与刑事处罚，所根据的也是这样的原理，彩票作弊案更无法例外——因为中国的彩票发行销售，是以政府的信用为担保，所以在彩票作弊案中受到损害的，还有政府的信用。因此，补偿受损彩民与监督机制上的增补改进，既是对彩民利益的补救于前而保护于后，更是政府对于自身信用缺口的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