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他在美国是否有犯罪？

　　高峰：当然了，当然有犯罪了，他实施的这些行为同时也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当然也是犯罪，包括利用虚假的身份进入美国，而且他犯的罪还不止一个罪，是多项罪名，而且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是叫严重的重罪。

　　白岩松：既然有了认罪求情这个条款，他可能不会失去生命，会受到一定的从轻的处理？

　　高峰：这个他明白，这个应该他是很清楚的，其实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把他们缉捕归案，而做出一定的，对他们做出一定的承诺，我觉得不是件坏事，也不是说一般公众理解，好像这些犯罪分子抓获归案以后十恶不赦，枪毙十个来回都够了，为什么对他们好像处理那么轻。这个是一种比较朴素的感情表达，对我们执法部门来说，重要的就是将这些人抓获归案以后有助于查清全案，来消除一些隐患，来今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同时也是对那些已经在逃和将要逃跑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是一种有力的震慑，对他们来说，就是十年、二十年、十五年惩罚都是一样，他们都将失去自由。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刑事政策，当时那些战犯他们手里沾满了多少人民的鲜血，但是经过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

　　白岩松：这里也有一个利弊之选的问题。

　　高峰：对，确实是这样。

　　白岩松：大家可能也会说了，听到您的解释，就关于认罪求情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转不过来弯，但是转不过来弯可能也会想，比如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可能也是在利弊之中选择了利大于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利大于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高峰：可以这么说，如果余振东他不签署这个认罪求情书，可以设想一下，他有可能在美国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

　　当然他会聘请律师来为自己做各种的辩解。辩解之后，如果罪名成立，他依旧要在美国监狱里面服刑，在美国监狱服刑的同时，我们当然还会继续要求美国将其遣返到中国来，时间上面就会拉得很大。时间拉得很大，不利于国内案件的查处，同时也不利于震慑犯罪分子。

　　白岩松：他们都得拖着。

　　高峰：都得拖着，也不利于查处震慑其他犯罪分子。针对余振东这个人而言，判他多少年我认为并不是太重要，而且他归案，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本身就是我们中方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司法主权的体现，同时对其他犯罪分子也是一种震慑。

　　白岩松：有点像一场战争要开始的时候，发出的信号枪不一定一定要击毙一个敌人，但是可能对未来的战役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高峰：对，没错。或者说是这是打的一场中国对外缉捕工作的一个形象仗，是个示范仗。当然了，今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灵活务实的缉捕方式，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缉捕方式，所以说公众千万不能把它理解为今后执法合作都是按这个模式来进行。

　　白岩松：他顶多被判12年，但是一联想到，不管那个数据是不是像高局说的那样，还没有最后的，因为这是一个要最后的证据来说话的，是不是个证据，但是起码是个天文数字，不换成美元都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是美元，才裁判12年，是不是太亏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东：这个案子特别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中美司法一次合作的一个例子，十二年是个承诺，这个因素我觉得也是应该考虑的，但是最后的审理肯定是由法庭做出来的，我觉得到底他最后要判多少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法院来依法做出一个裁定、一个裁决。

　　白岩松：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陈东：我觉得这个问题，像刚才高局已经提到了，所谓的不理解也是一种出于一个很朴素的心情不理解，一种义愤心理。

　　白岩松：而且容易拿资金的数额来进行直接的对换？认为这个就是您刚才说，枪毙十个来回都够了，都富余了。

　　陈东：但是至于说最后的处理情况，应该说还不是我们侦查机关现在所能够决定了的。

　　白岩松：对，但我想这个问题您一定思考过，包括可能也有其他的人向您提过这样的问题，从他的案例来看，我挪用了这么多的公款，如果我没有跑，可能我死定了，但是我跑了，跑了之后，我回来了，但是顶多判我个十二年，那我还是得跑啊。

　　高峰：那就可以试一试，那些有这种侥幸心理的人可以去试一试，至于说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还是去尝一尝那种生不如死的倍受心理煎熬的滋味，因为我们都无从去体会这种心情，也不是说这种行为，有这么一个模式在，就会激发很多人去作案，去犯罪，然后犯了罪以后跑出去，跑出去以后，回来以后可能就不杀头了，他有没有，如果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或者说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亲属，还有一点点的责任和留恋的话，他会考虑到，无论他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只要是犯罪行为，他本人死不死是另外一回事儿，会不会判死刑是另外一回事儿，而对他的家人，对一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白岩松：其实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高局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蛮有意思，说当时他跟您开玩笑的说，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余振东回来了，现在你们面临的工作是什么？

　　陈东：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在4月16号已经正式开始，就是余振东下飞机，最后就开始，24小时之内的提审我们就进行。现在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有三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针对余振东本人的涉嫌犯罪问题，加强审讯，在这个工作的同时，第二项工作，加强外围的一些调查，就是根据他供述，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尽快就余振东所涉嫌的犯罪问题，尽快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脉络能够出来，这是第二块。第三个，在我们以前侦查过程当中，在余振东没有到案之前，有许许多多涉及到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若明若暗的，大多应该属于线上的问题，他来之后，我们很快地根据工作的方案，根据分工，尽快把这些问题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一个认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做这三个工作。广东检察机关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相对得力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有做具体的审讯工作的，有做外围调查的，还有做一些计策性补充材料的，这些工作现在有条不紊地正在紧张技术进行。

　　白岩松：余振东回之以后配合你们的审讯工作吗？

　　陈东：余振东本人的态度应该说还很好。

　　白岩松：有没有交代出新的事实，你们所不掌握的？

　　陈东：现在还正在提审当中，因为这仅仅是几天的时间。

　　白岩松：估计从现在的收集证据，包括提审，一直到最后的宣判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从司法程序上来看？

　　陈东：根据法律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应该说他如果从16号……

　　高峰：从被拘留到最后一审判决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

　　白岩松：八个多月的时间。

　　陈东：这是在一个罪名的情况下。

　　白岩松：高局，回到您这儿，现在可能很多人也在想，他回来了，可是老婆孩子还在国外是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高峰：这个不是说没有办法，首先看他的老婆孩子有没有涉嫌犯罪，要涉嫌犯罪了，那当然是一回事，没有涉嫌犯罪，你当然也不能让他回来。

　　白岩松：对，老百姓可能下意识地就会想，包括我们下意识就会想，他没回来，可能在美国用的钱就是曾经挪走的某些公款，只是你无法证明是挪用的公款而已。

　　高峰：这个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工作，包括美国执法部门的配合，该追的我们已经基本上都追了，除去他在赌场里面输掉的我们没法再追。他的老婆和子女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据我们了解，基本上是他的亲属，他亲友资助的，而他的亲友是在他翻案之前，或者说在犯罪之前很早就去了美国谋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白岩松：追回来的钱占的比例有多少？大致。

　　高峰：大致的比例，从我们境内追缴，全案三分之一左右。

　　陈东：全案三分之一多。

　　白岩松：还有可能增加吗？

　　高峰：有可能，那当然了，经过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增加的。

　　白岩松：接着我们要关心另外两个人，这个案件大家知道，从主犯的角度还有两个，也是开平银行的前行长等等，他们现在也外面，下一步工作他们是我们重要的目标吗？

　　高峰：我这么一说的话，他们就该紧张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都很紧张，余振东回来了，只是这个案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工作。我相信余振东不会是最后一个。

　　白岩松：但是他是21世纪的第一个。

　　高峰：对，从美国抓会理的第一个。

　　白岩松：所以就涉及到您的工作，你看你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分管境外缉捕工作的领导，大家也关心这些年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比较多，有各种各样的数字，虽然从你们一再说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我们在外的经济犯罪的嫌疑人毕竟是很多的，有了余振东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头，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个什么样的期待？

　　高峰：可以这么说吧，今天来到会客厅，也是我们ECRD，就是国防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英文简称，第一次浮出水面，走出幕后，走向台前。因为以往境外缉捕工作，我们是只做不说，当然了经侦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公安部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在提高我们公安部工作透明度，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和媒体的沟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共缉捕归案230多名逃犯，余振东的缉捕归案可以说有这么几个意义。首先，对检察机关查清全案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像这类的涉及到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个案合作，在境外缉捕工作历史上面还是首次，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缉捕工作的概念了，是一个联合办案、联合执法的概念。所以在把办案模式，在多边和双边的国际执法模式上面，我们探索了一个执法合作，我们探索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和经验。第三，在跟美国这样的以往没有缉捕归国先例的国家达成了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我相信对于我们今后更加积极、全面、广泛地开展境外的国际执法合作和缉捕工作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同时，我也相信，跟美国的执法合作不会仅仅停留在余振东这个个案上。

　　白岩松：你看今天您坐在会客厅里是第一次浮出水面，我想第一次浮出水面肯定还有其它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很多逃到外面的，和没有逃，但是有可能心理活动，假如我成了犯罪嫌疑人我也会逃，这个余振东案又向他们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高峰：法律永远是所有犯罪嫌疑者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也许他们可能会得逞于一时，但得逞不了一世。从他们实施犯罪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就是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补漏，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立刻就报。

　　白岩松：陈主任，在您这么长的时间做关于余振东的收集等等的时候，您想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你提醒这个社会该反省，反思的又是什么？

　　陈东：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作为一个办案人员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只要接手这个案件，就是案件涉及的，涉案款项之巨，涉及的人数之多，以及作案的时间之长，应该说还是很令人震惊的，这是首先我们办案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同时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在内部的监管方面，特别在银行系统也有很多的值得反思，或者是有启发的地方，比如它长达十年作案，反复地检查都没检查出来，就是监管这一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地加强，设立一些有力的机制。当然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了解到，中国中行针对这个案子他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出台了一些政策，应该说对类似的这种事情的发生，现在来看他们认为是正在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高峰：在这方面我也有个体会，当然这个事情本身暴露出我们管理上面很多的漏洞，这个漏洞就具体个案上来说你可以说出很多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说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一种制度设计，我们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以往可能过多地放在了希望好人不要犯错误，希望好人不要干坏事这么一种设计理念和基础之上，恐怕今后要根据这种犯罪比较突出的情况，我们过多地要把我们的设计思想要建立在坏人干不了坏事，或者是假定你是坏人，也干不了太大的坏事，要放在这么一种设计基础上面，整个一个制度设计就比较合理、比较严密。

　　白岩松：个人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把精力放了让人不想干坏事上，今后可能是让人不能和不敢干坏事上。

　　高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