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批评

　　针对“西安宝马彩票案”，《新京报》5月10日发表社论认为“应尽快出台彩票法”。尽管笔者也认为，相关法规不健全是彩票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制度缺陷，出台《彩票法》对规范彩票发行工作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但同时也觉得，要根本解决西安彩票案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仅仅一个《彩票法》，并不能完全解决。

　　首先，从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看，这一案件的发生远不是“无法可依”造成的，而恰恰在于有关管理部门有法不依，为骗局的产生大开了方便之门。财政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早就明确，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同时也规定，对于彩票承销商要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在经营中有不良记录者不允许涉足其中。为什么西安体彩中心对此置若罔闻，一“包”了事地把一切都交给一个有前科的人呢？显然，这里并不能单单用一个法律法规“没跟上”来说明。

　　更进一步看，对于高额中奖彩票，四个大奖中三个都是假的，身份材料都有问题，而且其中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明显缺了一位数字，这样的中奖情况居然就给公证通过了，仔细一下都能鉴别的错误，秉持公正责任的公证人员硬是看不出来，这不能也说成是“相关法律建制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吧？

　　正如西安体彩中心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的，“杨永明靠作假获利是公开秘密。”（《北京青年报》5月9日）是啊，同一个人接二连三地造假，越造越大、越来越有恃无恐。这并非都是法律缺位造成的。

　　健全的制度、法律对社会诚信、秩序环境的维护固然至关重要，但任何法律、制度的得以遵守，同样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道义心理基础来支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更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如果甚至连“不能骗人”、“数数要清楚”这样的事情都非等着法律来规定，那法律将何胜其烦？我们又将为维系社会的运转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张贵峰(湖北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