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凌

　　不久前，50多名失踪儿童家长连续两天在云南昆明闹市区集会，引起社会关注。有消息说，尽管去年昆明市出动上千人次的警力，跨省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回63名被拐儿童，但儿童失踪案仍屡有发生。

　　这50多名家长顶着烈日在人行道上排成一排，每人胸前挂着的纸牌上都写着“寻人启事”，内容是丢失孩子的经过，以及孩子的相貌特征和照片等。

　　一位姓李的家长说，他5岁的孩子今年2月在外玩耍时失踪。每天他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寻找，但一直没有结果。为此，他和许多丢失孩子的家长商量后，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寻找自己的孩子。他说：“我们希望奇迹能出现。但即使找不到孩子，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其他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这些家长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城郊接合部的一些“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疏于看护。许多孩子都是在自己一人上厕所、买东西时，短短10多分钟内便在父母的眼皮下失踪了。由于人贩摸清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规律，他们甚至敢撬门将独自留在家中的孩子偷走。

　　来自贵州省的农民王兴普，去年10月1日，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夫妇俩倾其所有，到处寻找孩子。在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兴普遇到几十名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家长。为了便于联络，他们留下了各自的联系方式。后来，只要见到儿童失踪的寻人启事，王兴普就会把上面的联系方式一一抄录下来。于是他手头就有了一份关于昆明市失踪儿童名单的记录。

　　在这份长达6页的名单上，记录着近200个失踪儿童的名字。其中2001年丢失23名，2002年丢失30名，2003年丢失67名，2004年1月至4月丢失21名。这些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年龄集中在1～6岁间，他们和父母居住在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官渡、西山两个昆明的城乡接合地区。

　　孩子失踪后，寻找孩子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了找回爱子，许多很少出远门的农村妇女日夜奔波，独自远赴外省寻找。一位叫马仲莲的年轻妇女告诉记者，自从他们6岁的儿子去年8月失踪以后，她的丈夫几乎不想活了，成天发呆，什么也干不下去。

　　来自贵州兴仁县的李志刚夫妇，去年10月3日，来昆明仅9天，4岁的儿子便和同龄的表哥在门口玩耍时丢失了。李志刚夫妇俩为此张贴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与亲戚一起悬赏10万元。他们曾在贵阳、南宁火车站分别呆了一个星期，只要是昆明方向发过来的车，就一趟趟车、一节节车厢地寻找，晚上睡在候车室里。几个月过去了，积蓄花光了，却一无所获。

　　生活拮据的王兴普，半年多来也没有去打工，每天通过各种方式联络更多的家长，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他们还相约一起去找孩子，但他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更多的钱做路费，寻找的结果都是失望。

　　当地警方的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由于管理上的不规范，昆明的外来人口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状态，许多派出所对辖区内到底有多少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究竟从事什么职业，居住在哪里都没有确切的数据。

　　这些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城中村”里，各种不明身份的人员鱼龙混杂，成为犯罪活动的高发地带。当地警方发现，一些来自云南昭通市、会泽县、宣威市的，分工明确、拐卖流程复杂、环环相扣的专门从事拐骗、中转或贩卖儿童的家族式犯罪团伙的人员就混杂在其中，随时伺机下手。据悉，这种“销售”可以将一个婴儿卖到1万元，大一点的孩子卖到两万元。

　　儿童频频失踪案件引起了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度重视。2003年，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10·8”专案组，由公安部督办。同年11月4日晚，昆明市公安局紧急约见近100名丢失儿童的家长及亲属。在3个多月的专案行动中，该市出动上千警力，远赴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摧毁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将63名被拐儿童解救回家。这次解救行动是昆明专项打拐斗争中，最为艰难也是成就最大的一次。

　　但有干警认为：“通过艰辛努力找回来的儿童与丢失儿童相比，其比例还是很低的。”

　　有专家认为，声势浩大、高强度的“打拐”行动虽然打击了人贩子的嚣张犯罪行为，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大量行政资源的损耗仍然解决不了侦破技术上的困难，这种解救模式，往往是投入大收获小。

　　他们指出，尽管法律规定要对买主进行严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要买主不阻挠警方解救活动，通常都不追究刑事责任。一个有求必应的买方市场是造成拐卖儿童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的根源之一。

　　专家认为，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并不仅仅是公安系统的事。改善民工生存环境，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也是减少这一犯罪活动的关键所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们，为城市化进程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他们却在这一进程中因城市管理的空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此，专家呼吁，为进城务工者提供足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使他们的孩子得到集中、安全的看护与教育，是另外一种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