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儿童村儿童交谈

中午就吃点咸菜和酸菜

　　特派记者董永君记者王慧／文史剑锋／摄

　　5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纪录》栏目的一期节目让付广荣和她的阳光儿童村再次成为焦点。儿童村里的孩子到底过着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他们是快乐还是无奈，是幸福还是麻木？昨天，记者走进儿童村。

　　酸菜炖肉天天吃？

　　走进“儿童村”的大门，记者向一个小女孩打听怎样才能找到付妈妈。小女孩告诉记者付妈妈出差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为了了解儿童村的一些情况，记者与她交谈起来。原来这个小女孩就是在央视露过面的王玉莹，她今年刚满9岁，在前进乡小学上二年级。

　　王玉莹高兴地告诉记者，儿童村中午一般都吃“酸菜炖肉”，晚上是“鸡蛋炒韭菜”，而“爱心妈妈”和大学生们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吃到“更好吃的”———大学生们给他们包的饺子。

　　她悄悄地告诉记者，与她同屋住的今年17岁的刘爽已经辍学了，由于原来给孩子们做饭的阿姨走了，现在刘爽就负责给大家做饭。在一楼厨房里，记者见到了正在给孩子们盛饭的刘爽，灶台上并排放着两个大炒锅，其中一个锅内的汤面上漂着一层荤油，里面有几片白肉和一些酸菜，这是孩子经常吃的“酸菜炖肉”，而另一个锅里则盛着米饭。

　　记者问刘爽是否一直负责做饭，刘爽警惕地说，“阿姨病了，我替她做几天饭，夏天我就到大连上学去了”。说这话时，刘爽一直低着头，与记者保持很远的距离。

　　在一楼旁边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内，记者见到两张圆桌，每桌上都有一盘咸菜，大一点的孩子拿着碗挨个盛了饭菜后在这里吃，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只是干吃米饭或馒头。

　　孩子们告诉记者，他们觉得这里吃得挺好。而当记者把随身带来的一块“萨其马”给其中一个孩子时，其他孩子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渴望。

　　记者从一位儿童营养专家处了解到，酸菜是一种腌制食品，里面含亚硝酸盐及有害菌落，长期食用对人体不利，成年人尚且不可长期食用，更何况是正在发育中的儿童。

　　三四百元花在哪儿？

　　四年前，张治跟姐姐一起被付妈妈接到儿童村。张治告诉记者，他很想念葫芦岛老家73岁的爷爷，可是年迈的爷爷不能来沈阳看他，而他也无法回葫芦岛看爷爷，平时只能靠打电话或写信与家人联系。

　　“平时都在什么地方打电话？”“都在外面打。”“打电话的钱哪来的呢？”“是家里给我寄的……”

　　儿童村的孩子曾经说他们不定期会有5元钱的零用钱，而张治告诉记者，通常他想买书本时都会给家里写信，而家里的姥姥、舅舅等亲戚就会给他寄钱，每次剩下的钱他就攒起来给家里打电话。

　　当记者问他为何不向付妈妈要钱打电话时，他支吾许久才答“平时不想买什么就不要钱了。”而其他几个孩子的答案也是“想要什么通常不会跟付妈妈说”。

　　付妈妈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需要三四百元。可除了每个月5元钱的零用钱和春节时的压岁钱外，孩子们平时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钱。他们穿的衣服、用的文具都来自社会各界的热心捐助，只有春节时孩子们会在付妈妈的带领下买一身新衣服。

　　孩子们很俭朴，几乎从来不随便买东西，在他们眼里，有吃有住就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而记者也从沈阳市139中学教务处的苏老师处了解到，这些孩子的学杂费、书本费、活动费是全免的。“一个月三四百块钱，这些钱究竟花在哪儿呢？”一位教师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两栋楼装不下44个孩子？

　　由于付广荣不在，辽宁省预防青少年犯罪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张东旭向记者介绍了一些儿童村的情况。儿童村现在有两幢楼房，前面一幢三层楼，主要是办公室、仓库和付妈妈的卧室。后面这幢楼也是三层，一楼是反家庭暴力展览馆、自习室、活动室和宿舍。后面准备新建的几百平米的楼房，由于资金原因盖了一半就停工了。

　　张先生带记者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据他介绍，这里以前有39个孩子，现在有44个，外面还有很多孩子想进儿童村，但由于资金和场地不允许，暂时还不敢再收留太多孩子。

　　在孩子们的宿舍里记者看到，不大的房间里住着七八个孩子。大一点的孩子还能把被褥整理起来，东西摆放也算整齐，而小一点的孩子住的房间十分凌乱，被子没叠，床单已看不到原来的颜色，上面满是污渍，散发着怪怪的味道。

　　“前一段时间有些媒体来采访，说我们只有不到五百平米的房子给孩子们使用，你看这些活动和娱乐设施，难道不是给他们用的？”跟在张先生的身后，记者先后参观了面积为500平方米的活动室、面积在一百平米以上的阅览室。

　　在阅览室里，记者看到书柜里有一些社会各界捐赠的图书，但空荡荡的阅览室并没有孩子在读书，记者顺手在阅览室的桌子上摸了一把，厚厚的灰尘沾了一手。“这些孩子，看这些正经的书一点也没兴趣，要是看那些没用的漫画书，可来劲了。”张先生对记者说。

　　报告会有利身心健康？

　　139中学初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告诉记者，刚开始来学校的孩子有十几名，但坚持读到初三的只有一名姓鞠的学生。就孩子们中途辍学的问题，学校也曾多次与儿童村的付妈妈进行沟通，但效果并不好。儿童村方面的答复是孩子因为个人原因不想上学了，他们也没办法。

　　对于备受争议的成立报告团去全国各地作报告一事，139中学的苏老师说，有一段时间，儿童村的孩子经常突然集体消失，也没有人向老师请假，开始的时候老师们很不适应，但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慢慢习惯了。近一段时间来，这样的情况少多了，尤其一些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学生，很少再出去作这样的报告了。

　　139中学的教师们对儿童村成立报告团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对孩子进行心理教育时，应该尽量避开他们心中的伤痛，尽量帮助他们走出失去家庭和亲人的阴影，但儿童村方面却说，这种报告会是为了让他们有一种发泄的方式，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这是毫无道理的谬论。

　　王玉莹作为报告团的主力也去过不少地方。她告诉记者每次作报告说的内容都差不多，不用看什么稿张口就会来。付妈妈总是告诉她，想想爸爸没了，妈妈也没了就会哭，哭了才能感动别人来捐款。

　　可是年仅9岁的她却不喜欢这样反复提及往事，当记者问她既然不喜欢为何还要去做时，她想了半天一脸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每次都是付妈妈带我们去的。”

　　付妈妈不会带走一分钱

　　53岁的付妈妈又出门了，她到成都的一个电视台去做节目，她的同事张东旭说，“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把钱都用在儿童村上了，多远的路都是坐火车去。”

　　“儿童村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有账目可查，今天由于会计没有来上班，暂时看不了，但这些对社会都是透明的，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社会上可能认为我们一年能收到很多很多的捐款，但很多时候这些数字都是虚的，比如说社会捐来的衣物，现在已装满了一大屋，但很多衣服孩子们用不上，即使给孩子们穿，也要仔细挑选和消毒。”

　　“谁说我们的报告会是想利用孩子敛财，这种活动我们只在去年的上半年集中搞过一段，主要是到各学校去作报告，每次也就能得到一万多块钱的捐款，这点钱对于孩子每天的花销，根本算不上什么。”

　　“另外，付妈妈利用自己懂得法律知识的一技之长，加上自己在社会上的关系和名气，给一些企业做法律顾问，赚一些钱，加上一些知名企业给的捐助，这才维持了儿童村的生存。有一年春节前，省司法厅的一位领导送来一万块钱的粮食和一万元现金，我们才把这年给过去了，我们也有很多难处。而且付妈妈说过，这儿童村不管做到多大，所有的一切都由下一任村长继承，自己不会带走一分，希望大伙能多些理解和爱护。”张先生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