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5月18日电 (记者林嵬陈先发) 自去年10月起，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在近10个村“压粮扩经”，强迫农民种植林果或烟叶。为保证镇里“连片种植”规划的落实，一些村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将土地分为口粮田、经济田，规定凡种口粮田的农民，免缴农业税；经济田则以每亩40元至130元的价格竞包。当地一位农民气愤地说：“动地搞结构调整，剜了农民命根子；说是富民，实际上是害民。”

　　回收承包地 强搞“两田制”

　　大李庄村14组农民李丰合说，去年10月7日，镇干部蒲建林、陆旭和村支书崔荣建等来到14组，召集十多个村民代表开会宣布：调整农业结构的大气候已形成，每个农民留6分口粮田，岗上每人的3分地集中起来种烟，其余的地70元一亩招标拍卖。当时大家都不同意，可干部们说：下午就丈量土地，看谁敢挡。

　　10月8日，李丰合等人到县农经总站和县人大上访，两个部门当即给镇里打电话，要求制止这一违法行为。可李丰合等回到博望镇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却是到分地现场，与镇、村干部协商。李丰合说：“回到分地现场，发现4个镇干部和几个村干部正在主持分地，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分地。可村支书崔荣建说，‘你们一没文件，二没上级的信，谁信你们？我就是一级政府，分！’”

　　记者又走访了水饭店、灵龟铺、毛庄等“林果村”，发现这几个村也不同程度地搞了“两田制”。灵龟铺村2组农民高天来说：“去年秋天，该种麦时，乡干部坐着小汽车来不让种，非要把地空出来种梨，我偷偷种了麦，结果镇里派人把我的麦犁了。”

　　毛庄村77岁的老农杨松泰说：“我和老伴共有四亩地，可现在只剩下一亩九分口粮田，为了糊口，我只好又租了2亩最差的地，年租金总共是120元。”

　　水饭店村农民杨瑞卿说：“镇里强调种林果，镇党委书记齐青年还在电视里讲话，把推广的黄金梨吹得神乎其神，可群众却觉得黄金梨3年才挂果，万一种不成，白白浪费耕地。可村支书房德干却说，这回是强制执行，不种不中，上哪儿告都不行。”杨瑞卿说：“动一回地剥农民一层皮。我家10口人原有18．5亩承包田，如今，3亩多被划为林果地，半亩多被组里收回当机动地，只剩14．5亩。不久前，村干部又通知大家，上级要修乡间公路，路两边20米内都要栽绿化树，按规划，我家还要再栽3亩树。这样调来调去，群众还有多少地种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博望镇通过动地搞结构调整，还打乱了农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灵龟铺村一组组长周振发说：“全组400亩地，其中110亩被抽出来重新发包种林果，可组里大部分群众包不起，90％的地被博望镇街上一个‘大包头’给包了。”7组农民王金太说：“重新发包后，还有一些地没分匀，谁家势力大，谁就抢地种，组里有5户群众抢地种。”

　　种粮种不出“政绩”

　　博望镇镇长刘理山说，博望镇有10万人，近14万亩耕地，其中小麦种植面积近9万亩。由于许多农民只考虑吃的问题，死抓住小麦不放，农民增收陷入“越种越穷”的恶性循环。为了推动农民增收，镇里今年新发展林果6000亩，并规划3000多亩连片的烟田。一些村在结构调整中相应调整了土地，主要是从规模种植、统一管理的角度考虑的。镇里对结构调整的态度是引导，对于连片种梨、种烟的村组，镇里为他们争取水利设施、修路等农田基本建设项目。

　　可一些农民却说，广播电视上说今后国家要给种粮的农民打井修路，可博望镇搞的却是“反调节”。去年以来，粮价上涨，农民都想多种粮，可干部偏不让种，根本原因是种麦种不出干部的政绩。姜庄村去年按镇里的要求空出了200多亩林果地，可群众死活不抓阄分地，村干部只好把地又重新分给群众。姜庄村一组组长李新城说：“支书让我收回一部分地种梨，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一是违反政策，二是农民习惯种粮，不会种梨。这几年镇里一会儿让种烟、一会儿让种蒜，都失败了。镇里‘逼民致富’政策是‘梦想政策’，群众不会再上这个当。”

　　大李庄村农民李丰合说：“1997年，我就响应政府号召种烟，可种的2亩3分烟，只卖了15块钱，气得我把卖不掉的300多斤烟叶全部倒进沟里。”大李庄村一位姓韩的农民说：“这几年种烟收益都不中，一是烟站压级压价，二是农民没技术，烟叶光得病。俺种粮虽然收益低，但风险小、投入少，是农民的稳当选择。”

　　一些群众还反映，干部让农民种烟，说是鼓农民钱袋，实际上是为了鼓政府的钱袋，因为种烟能收特产税，而种粮就没有。一些村组干部还私下里告诉记者，这两年农业税难收，农民拖欠镇上的农业税款已达100多万元，镇里搞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招标拍卖农民的承包地，把难收的钱变得好收。

　　政府“隐身” 监督“悬空”

　　去年10月9日，在大李庄村强行分地的第二天，李丰合等就把博望镇政府告上法庭，可方城县法院做出行政裁定：土地调整是村组内部事务，博望镇政府派员参加是为了指导协调，并未做出具体干预行为，因此驳回李丰合起诉。李丰合不服，向南阳市中级法院上诉，结果是维持一审裁定。

　　方城县法院马振刚法官说：“在法庭调查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镇政府出具的文件或具体干预的证据，因而只能把镇政府的行为看成是‘指导’。”记者又采访了一些镇、村干部，他们都反复强调，重新发包是群众自愿，没有任何强制行为。

　　在法庭上，镇政府玩起“隐身术”，法律维权之路走不通，李丰合等人又踏上漫漫上访路。李丰合说：“为了讨回公道，我卖了一头牛，另一名上访者徐国群卖了七只羊，4个多月里，我们先后到方城县上访30多次，到南阳市上访10多次，到郑州上访4次，跑了省市县三级农业、信访部门，可一直被推过来推过去。几个月来，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反复想，从上到下这么多部门，为何保不住农民手里的一张纸（土地承包证）？”

　　据了解，最近，方城县有关部门派人到大李庄村调查，南阳市农业局也两次到大李庄村调查，目前大李庄村的“两田制”被迫停止，但土地已重新发包，其他村违法搞“两田制”行为依然未被纠正。

　　方城县农经总站副站长程道宽说：“从我们调查情况看，大李庄村调整土地的程序不符合土地承包法规定，但土地承包法不排除土地流转，大李庄村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没做细，个别农户反对调地。”记者问：“博望镇还有好几个村都收回农民土地重新发包，你们发现没有？”程道宽说：“别的村我们没去，只去了大李庄村。全县500多个村，地面这么大，情况咋会都知道？”

　　为李丰合案件作司法代理的张万立说：“由于搞结构调整是镇政府强制推行的，在一些部门眼里，农民的权益成了‘刺猬’问题，一碰就扎手，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