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山西省连续发生了两起煤矿事故，到记者发稿时，共造成4人死亡，44人失踪。（《新京报》5月19日报道）

　　而4月份国务院才对三起特大事故进行过处理。应该说，

　　每一起事故都有自身的特殊原因，如管理上的疏忽，领导责任没有落实等等。但事故的频频爆发表明，我们现有治理安全生产的公共政策存在缺陷，需要反思导致这些事故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原因。在我看来，我国的安全生产已经陷入“囚徒困境”，只有走出这一困境，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安全生产。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两个人纵火之后逃跑，被警察抓住了，因证据不足很难定罪。聪明的法官分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招了，他不招，那么你会作为证人无罪释放，他将被判十五年徒刑；如果你招了，他也招了，你们都将被判十年徒刑；如果他招了，你不招，他无罪释放，你十五年；如果你们都不招，各判一年。结果两个人都招了，各被判十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体理性，选择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结果导致了集体的最不理性。“囚徒困境”这一模型对于公共事务治理意义重大：公共事务需要有关当事人精诚合作，但由于在完成过程中，存在着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不对称性的问题，在这种利益格局下，有关当事人的博弈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精诚合作，最后导致公共事务无法解决。

　　其实，安全生产也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

　　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事实上，安全生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并非不存在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意味着，一个企业如果把资源过多用于提供安全生产，那么必然会带来效率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同样，一个国家把公共安全作为主要价值，可能会损失其他方面的价值，如社会福利的价值，经济发展的价值等。也就是说各种价值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公共安全的价值可能降低其他价值。

　　作为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其主要目的，这易导致其忽视职工的生命安全。但这会受到国家制定的公共安全标准强制制约。因此，企业会利用其组织优势，游说政府制定较低的安全生产标准，或者绕过相关政策，谋取经济利益，这样，政府可能被企业“俘虏”，从而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某种“共识”。

　　作为个人，虽然会珍视自身的生命，但由于不具有组织优势，每一个个体出于理性的考虑，没有动力采取措施促使政府采取相关政策维护安全生产，因为这一行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在经济诱惑条件下，也可能以冒险和侥幸的心态去获取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生命与金钱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

　　作为国家，它既是公民的委托人，也是企业的委托人，可能会在经济利益和公共安全之间交替选择，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之间，选择经济价值；在事故发生之后，选择公共安全价值。而国家这一替代选择，一方面会使企业选择危险地生产，获取更高的价值，因为只要不发生事故，对双方而言都是最优的；另一方面会使个人选择危险地从事生产工作，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后，国家会维护他们的利益。

　　安全生产作为一种公共事务，需要合作治理，精诚合作。现实情况却是，政府有时交替使用两种政策，结果不仅使企业没有动力从事安全生产，而且使个人本身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促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虽然，这种利益格局对每一方来说，都是最优选择，但使安全生产陷入了某种“囚徒困境”。每一方都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结果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导致了集体的无理性。

　　而要真正地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就需要走出“囚徒困境”，打破这种利益冲突中平衡的格局，形成各方都有动力维护公共安全的制度空间和价值基础。这就需要政府以经济发展作为追求，转变到以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公共安全作为追求；使企业不得不注重安全生产，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使个人尊重自身的生命价值，有动力要求企业提供安全生产保障，要求政府制定安全生产标准。

　　或许这样，才能够使特大事故发生的几率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