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

　　■ 文/本刊见习记者 曹海东

　　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制度化的渠道来保障NGO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在产生效果方面只能依靠精英式的个人和媒体。政府部门应该以一种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政府与NGO的合作，吸引NGO有规则有次序地参与政府决策。

　　《经济》：中国环保NGO发动的反对怒江大坝活动，前段时间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暂停怒江十三级水坝建设。这在中国NGO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邓国胜：中国环保组织影响公共事件，其实以前已经有了，但是从来没有像怒江这次的影响范围这样深广，甚至中央领导亲自批复。以前在紫坪铺、杨柳湖、金沙江干流的锡洛渡和项家坝、木格错、仁宗海等水电大坝上，中国环保NGO都在努力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这次怒江事件是一系列NGO影响公共政策的延续，这表明中国的NGO 在不断崛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增强。

　　《经济》：在公民社会中NGO是核心要素，其活跃程度彰显了一个社会主体性力量，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中国NGO呈现哪些特点呢？

　　邓国胜：中国的草根NGO实际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长起来的，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草根NGO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NGO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生代的NGO开始成长起来。传统的草根NGO依靠的是精英式的人物，但是现在一批新生代NGO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平民化倾向，草根NGO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量出现。

　　其次，NGO开始网络化，且积极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前中国NGO大都各自为政，但是现在NGO开始注重非正式的联合，放大自己的声音，特别是新生代的草根NGO，通过倡议书，甚至借助联合国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等的力量，更为积极地影响政府的决策。

　　最后，中国NGO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媒体本身也出现了NGO化——媒体记者的NGO化，通过参加沙龙等形式，这些媒体记者储备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与资源，使得在接触到一个公众性事件，马上能呈现一种旋涡式的舆论效应，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回应。

　　以上特点正是导致NGO能够在本次怒江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经济》：在怒江大坝等一系列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的NGO开始不断扮演影响政府决策的角色，那么目前他们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以及效果如何？在NGO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国外成熟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

　　邓国胜：目前中国NGO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并不是特别畅通，但是已经有了一些模式。比如在爱滋病预防项目中，NGO首先在把项目做好了之后，然后请当地政府官员前去参观，让政府官员来实地观摩效果。现在国内的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都是NGO引进，然后在共同运作中达到政府的认可，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制度化的渠道来保障NGO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在产生效果方面只能依靠精英式的个人和媒体。

　　在国外社会福利领域或社区层面，政府往往退居二线，让NGO在一线的。比如青少年社区教育、老年人照料、残疾儿童的教育、爱滋病的预防等，特别是为高危人群提供避孕套，为吸毒人员提供一次性针管，这些政府不方便做的，全都由NGO来承担，其效率会更高。政府掏钱，NGO运作，通常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政府应该以一种战略的眼光来加强政府与NGO之间的合作，更为积极、主动地吸引NGO有规则、有秩序地参与政府的决策、参与项目的运作和项目的监督与评估，这是一个聪明的政府的做法。

　　《经济》：除了NGO与政府合作存在一些困难之外，中国NGO还面临哪些困境？

　　邓国胜：现在草根NGO在登记上就存在很大的难度。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部门、登记主管部门）。在这样的体制下，首先，中国草根NGO很难找到自己的“婆婆”，没有人愿意做NGO的业务主管，以致于很多草根NGO不得不以工商形式登记注册或不注册。如果NGO找到业务主管部门，再去民政部门登记，民政部门仍然可以拒绝。

　　还有，中国NGO本身在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制度与规章方面存在欠缺，比如很多NGO没有理事会或理事会形同虚设。另外中国NGO的分工还不太明晰。

　　最后，中国NGO的被认可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995年以前，绝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NGO，甚至有人认为NGO就是反政府组织。现在NGO虽被公众逐渐认可，但是公众对NGO的参与、捐赠不足，信任度不高。（请见《经济》杂志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