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自古以来就是力量的较量。无论是农业时代的旌旗滚滚，白刃拼杀，还是工业时代的机械装甲，炮火纷飞，抑或信息时代的导弹卫星，精确打击，所有的战争场景留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力量的对抗与搏击。然而，不同的时代战争力量的内涵和外延却大不相同。在人类社会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迈进的历史关头，充分认识战争力量内涵和外延转变的动因和特征，树立新的战争力量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争力量强弱的指标已由数量及物质、能量为主向质量及信息、物质和能量三结合为主转变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战争力量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冷兵器加体能。由于冷兵器这种战争工具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科技含量较低，个体之间技术差别较小，无非是兵器锋利与否，甲胄坚固与否，这就决定了数量优势可以弥补质量劣势，“ 兵多将广”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力量基础，“以众击寡”成为战争力量运用的基本模式。

　　进入工业时代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战争面貌。机械能与热能、电能、化学能的进一步结合，使人类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虽然工业时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战争工具的变革，就其规模和速度而言均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但武器装备的进步并未完全摆脱对绝对数量的依赖。先进的武器固然比落后的武器具有更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相对的、有限的，落后的一方仍可以通过增加数量加以弥补。因此，工业时代兵力与火力的集中依然具有绝对意义。正如机械化战争的倡导者富勒所言：“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此外，工业时代创造出的巨大社会财富，也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因此工业时代的战争力量无论就其规模还是运用而言，都呈现出空前扩大的趋势。例如，二战的柏林战役中，双方参战总兵力高达350余万人、火炮5.24万门、坦克6750辆、作战飞机1.08万架。

　　同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不同，在信息时代战争力量的构成中，信息的地位开始凸显，并上升为主导因素。尽管信息作用的发挥仍然需要物质和能量的配合，但作为战争力量的倍增器，信息将把物质和能量的功效成几何倍数放大。信息的加入为战争力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战场透明”。“知己知彼”是千百年来兵家一直追求的制胜之道，但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于上青天”，为此只能通过掌握大量的预备队和频繁的兵力、火力机动来弥补情报信息的不足。而在信息时代，布满陆、海、空、天战场的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则为知己知彼提供了可能。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不但可以增强己方对整个战场感知的透明度，而且可以攻击和破坏敌方指挥、侦察、情报、通信系统，增加敌方对整个战场感知的模糊度。

　　二是“指哪打哪”。在以往的战争中，为达成对敌人的有效毁伤，往往需要依靠向目标区倾泻大量的弹药才能实现。而在信息化战争中，由于信息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精确打击目标的能力，使“百步穿杨”成为可能。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军摧毁一个地面目标，大约需要900枚炸弹，到越战期间大致降到300枚，而现在只需要1至2枚精确制导炸弹便可搞定。

　　三是“联接整合”。即通过信息特有的渗透作用将所有战争力量综合集成起来，充分发挥其整体效能。这种体系型战争力量的效能将远大于工业时代的单元型战争力量。由于信息技术对武器装备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传统武器系统与信息化武器系统之间的优劣差，单纯依靠增加军队数量或集中兵力难以弥补，因此在未来战争力量对抗中，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将牢牢控制战争主动权，这与以往战争中掌握物质、能量优势的一方通常就能获得战争主动权有着本质的区别。

　　战争力量对抗的领域已经由军事、经济等有形战场向科技、文化等无形战场扩展

　　同以往的战争力量对抗集中在有形战场不同，未来战争中无形战场的对抗更加激烈也更具有决定性。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科技力越来越成为战争力量构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从一定意义上讲，信息化战争比拼的重心已从以往的钢铁转向硅片，从能量转向知识，这从军队战斗力提升的要素中可见一斑。在上个世纪初，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战斗力的构成，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比例只有10%，现在这个比例已高达60%以上。美军之所以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锋芒尽显，并引领世界新军事变革风气之先，其真正的 “幕后英雄”恰是美国顶尖的科技实力和极强的创新能力。这一点从下面两个数据便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美国拥有的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高达34.9%，而过去的几十年，自然科学、经济学和医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大约有7 5%在美国从事研究或居住美国。鉴此，大力加强科技实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战略选择。

　　二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将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作战样式。在信息时代，由于各种新型媒体传播设备，可以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快速而准确的信息传递，因此战争双方都非常重视舆论力量的作用，或是反复阐明进行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孤立对手，赢得主动；或是散布谣言，扰乱视听，瓦解敌民心士气，增加其心理压力。例如，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2002年8月，美国政府就借助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始对伊实施强大的舆论攻势。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发布关于萨达姆政权支持“基地”恐怖组织的报道，大肆渲染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安全和美国安全的威胁，为其即将进行的战争冠以正义的名分。可以预见，在未来战争中，战争指导者掌控舆论的力量、运用法律的力量和实施心理作战的力量将在战争力量对抗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战争力量运用的重心已经由战场上的极限使用向高效使用转变

　　以往战争中，由于对军事上绝对胜利的追求，交战双方特别是进攻一方为实现攻城掠地、解除武装等极限目的，往往会最大限度地使用兵力以形成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像进攻时至少形成3倍于对方兵力优势的“定律”，就是这种极限使用的生动写照。

　　在信息时代，进行战争的目的不单单为赢得单纯在军事上的绝对胜利，而是更加倾向于为政治和外交斗争创造有利的态势。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作战效能的大幅提高，使对抗双方更加强调集中力量对敌战略要害实施斩首式、点穴式的打击而不是大量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对军事力量从追求极限使用转为追求高效使用提出了要求，技术手段的信息化，又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目前，美军等发达国家军队非常强调“基于效果”的作战，就是强调充分利用自己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攻击敌方要害目标，并注重各种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不是像在海湾战争中那样集中起百万大军，在伊科边境上展开宽大正面的进攻，而是仅动员了10多万军队，将打击目标主要指向萨达姆政权的神经中枢，以求通过瘫痪伊指挥体系，对军队和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压力，来实现速战速决的目的，这与以往的“韩信将兵，多多亦善”和不留死角的全面进攻形成了鲜明反差。

　　战争力量形成的方式已由平时保持庞大的常备军为主向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转变

　　历史上，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各国在战略预警能力、快速机动能力、通信联络能力等方面普遍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并由此导致战争力量平战转换能力较弱。为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世界各主要国家不得不在平时保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以备不时之需。因此，过去战争力量的形成和积累方式，常以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为主。

　　20世纪末特别是跨入新世纪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打不起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开始大量削减常备军数量。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战争具有初期决胜的性质，战争力量展开和发挥的时间、空间有限，交战国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起有效的战争力量，并在战争一开始就投入全力，就很可能丧失战略主动，造成综合国力尚未充分发挥战争就已结束的局面，此外，信息化战争的高投入、高消耗特征对战争动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持续能力要求更高，一国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组织利用好本国的各种战略资源，即便军事上暂时占优，也可能因为其它后续方面无法跟上，而造成战争后劲不足。在此情况下，战争力量形成和累积的渠道，便从以往的保持庞大的常备军为主向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转变。这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平时加大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完善国防动员机制的努力中可见一斑。（夏英多　方文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