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磊，男，1957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结合城市建筑工程设计与科研，先后开展“北京电网及供电系统中外可靠性对比研究”、“中外大城市灾害案例及法规对比研究”、“北京城市综合减灾管理”等北京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已先后发表城市综合减灾、工程可靠性分析、综合减灾管理各类论文600余篇，主编或编著安全减灾类专著15部，其《中国城市综合减灾对策》（1992年10月）、《城市灾害学原理》（1997年12月）、《中国城市减灾与可持续发展》（2000年4月）曾被同行称为中国现代城市综合减灾科学理论建设“三部曲”。2003年10月出版倡导安全奥运观的《安全奥运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科技处处长、院研究所所长、院信息部主任，现为《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同时兼任中国建筑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减灾白皮书专家组第一届、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第七届、第八届专家顾问、北京市应急指挥系统建设专家组专家、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顾问，北京减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综合减灾科技、工程项目的综合减灾风险评价、城市灾害学及其学科建设、城市减灾危机管理、城市减灾规划及应急预案、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等。

　　如果说，2001年“9.11”事件后使我立即联想到刚刚申办成功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减灾建设，并于2001年9月14日在“京、沪大城市防灾减灾的研讨会”上，与众专家提出了“安全奥运”观是处于一种职业敏感，那么2003年春夏之交在北京肆虐的SARS事件，更让我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及责任。2003年6月19国务院某特刊228期刊出了由国家环保总局上报的新华社记者对我专访的文章《北京距离安全城市仍有很大距离》。　　

　　国务院曾培炎副总理做了批示，而后市里主要领导同志又批示应将北京综合减灾法制化事宜提到议程上来。回首这个过程，我由衷地感到北京安全减灾建设已进入新阶段，理性归纳安全减灾危机管理思想十分必要。 作为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致力于城市灾害研究的学者，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城市安全减灾上有大投入及体制上的大整合，随着中国现代化、高速城市化发展，与国际化的距离会进一步拉大。近来有报载：问北京距离国际化有多远？文章只从是否缺国际化人才、是否缺跨国公司、是否缺国际组织总部、是否缺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策划力等方面谈及北京与国际化大都市有差距。　　

　　而我则认为它并没说到要害处，突发的事故与灾害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告诫北京人，安全减灾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才是北京与国际化大都市最主要的差距。这里暂不再说SARS灾害之类的大事件，仅列举几件令人反思的“小事”：2001年12月7日下午北京一场仅1mm的小雪导致的冰面致使北京百万辆汽车及数百万下班的员工瘫痪在全城的干道及环线上，最甚者深夜才走回家。“小雪酿灾”后引发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扫雪领导小组，从而使2002年的大雪未酿成2001年的“惨状”，但由于又缺乏综合协调机制，虽融雪剂提前洒到了路面上，但雪化后未及时派出扫雪车，致使三、四环路面上积雪很多，同样酿成不该有的事故，此外融雪剂的滥用导致北京（尤其是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一带）树木的枯死。同时，试问冬季遇雪天雾天，为什么供电路灯部门不能适当延长一点开灯时间呢？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专门预案呢？为什么该联动的地方没联动呢？　　

　　2003年7月20日下午北京下了雷阵雨，导致机场班机晚点很多，一般都要推迟2个小时以上，当数以千计的旅客在21日凌晨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机场大厅却见不到出租车，等车的人群如长龙一般，但是寻不到疏导交通的交警及管理人员，只有几位“二警察”在忙碌着，此种状况持续了几个小时。后经询问才知道北京的公安及交警管不了首都航空港的事，这就怪了？那么如此体制如何保护北京安全呢？此举让人自然联想到，SARS刚刚过去，本来已经树立起来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哪去了？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北京究竟是缺少什么？有人云，缺乏应急管理的训练，而我以为根子在于管理部门未制定必要的应急处置规则，北京真正缺少的是一种大北京即首都意识。多么小的一个出租车问题，多么好的一个出租车商机，就因为没有机制，缺少预测及到位的管理系统致使机场与市区的交通一次又一次瘫痪！　　

　　所有这些事的联想，让我更坚定要完成《安全奥运论》一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又为出版界奉上一本新书，而在于从根本上为中国北京的“一流”奥运建设目标之实现提供一份许多人尚不清楚、尚未予以重视的极为重要的安全保障思路。 作为一个回眸，在这篇心话中我记载下SARS灾害以来我竭其所能开展的如下工作：（1）3月17日参加市委政府研究室北京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研讨会；（2）4月25日致函刘志华副市长，提出希望借机强化北京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及立法体系建设；（3）5月11日参加北京市信息办“北京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专题研讨，并提交修改建议稿；（4）5月13日即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第二天，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条例解读；（5）5月20日为市规委陈刚主任递交北京城市防灾调研报告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防灾规划管理条例》编制建议，后又参加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SARS反思专集编制；（6）6月16日致函市人大办公厅提出北京2003—2007年立法规划项目中应增加《北京城市防灾条例》及《2008年安全奥运建设条例》等综合减灾内容。　　

　　我在《诤友》杂志2003年第5期发表《非典呼唤（北京城市防灾条例）》一文后引起反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铭陶总建筑师于6月12日特别提交了“关于制定《北京城市防灾条例》的建议”。在此我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专家和领导，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理解、重视并投身城市减灾事业。 总体说来。笔者用了近20年的“业余”时间开展城市防灾减灾技术与管理研究实践，形成了我对“综合减灾”观的初步认知，尽管不全面，但我愿先抛出来，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综合减灾观首先倡导管理、立法、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建设策略，它不仅是多维的系统思考，更要求建构起一种整合城市各环节应急系统的协调机制；此外在顺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技术与经济、社会与人文的多重手段来限制或疏导灾害载体，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受灾体的损失目标。　　

　　城市综合减灾管理不同于单一灾种管理，它必须要求城市在安全减灾对象、内容和目标，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诸方面作一个全方位的协调，其中研究制定综合性的灾难应急管理战略和专项灾害管理的战术性预案、建立城市灾害综合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构建“预防为主”的城市灾害应急管理主动性机制、建立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与联合指挥网络等，都是只有在“综合减灾”观指导下方可完成的任务，“综合减灾”观重在对城市管理的组织整合、信息整合、资源整合，并实质性地坚持四个原则：（1）体现城市防灾减灾宗旨的“以人为本”的原则；（2）体现事故与灾害因果关系的“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3）体现不同事故等级不同重要安全度的快速反应及防范应对的“分级防御”的原则；（4）坚持专业救援为主，社会公众救援为辅的救助原则等。　　

　　“综合减灾”观的核心虽是“一元化”的，但并不是消弱并取消各单灾种的职能，反而必须有序地加强单灾种的管理，使各单灾种的防灾功能统一于综合减灾管理系统之中。更必要的是要处理好城市应急管理部门与日常工作部门的关系。严格地说，应对危机意识及预案设置应成为大城市所有委办局的基础性建设，不如此，安全减灾及综合管理永远是难以实施的另一层皮。 　　

　　雨过天晴之后，我们不可盲目乐观，越是形势开始转好，越要警惕风险隐患。危机管理上有句至理名言，即“最危险、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往往是危机看似过去，而实际上尚未过去的时候”。SARS悲剧，给生命注入更多的健康内涵，令我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反思良多。北京申奥成功两周年之际，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刘淇指出：“北京抗击非典的经历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防治非典已经提升了北京的安全水平”。相信随着2003年8月3日北京奥运会会徽揭幕，标志着具有创新意识及深厚中国历史文化的2008年北京奥运建设又揭开了新的篇章，同时也更为办成一届最出色的奥运会、用新机制保障奥运安全提出了新课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正是“十一五”（2006—2010年）计划期间，所以，关注安全奥运建设本身，就必须是站在“十一五”计划的长远角度作出科学诠释。“十一五”计划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其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如何，直接关系到“十一五”计划决策的可靠性。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讲，推进“安全奥运”观建设，不仅为奥运会本身，更为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及可持续发展的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时空。愿本书的研讨，能为北京2008年奥运建设贡献一点点力量，如果真能如此，那我将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