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新京报》有文《见死不救，该当何罪》，胪列近年“冷血干部”见死不救之事，提出“让‘见死不救’者得到法律的严惩”。笔者以为，这种对“冷血干部”愤慨之情可以理解，但让“见死不救”列入法律，却是法律对道德行为的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并会成为一种道德专制或暴力。

　　“见死不救”是我们这个时代多次被提起的严峻话题，它具有着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谴责足以成为一个人一辈子的道德负担（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时候用法典规范惩治“见死不救”），由于传统的中国人的家族聚居方式和政府官员德政考核的原因，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相当有效的，当然，除了那些乱世除外。但在越来越成为“陌生人社会”（家族逐步聚居解体、流动生存发展、熟人交际式微）的今天，屡屡出现见死不救的“冷血干部”，还有不时见诸报端的“冷血群众”，这是我们整个社会耻辱的印记。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见死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人们面对道德失范，往往会想起法律的武器。就像历史上的宋代初年，经过五代十国之乱，当时人心很是“不古”，于是有一个孔承恭的大理寺丞向皇上建议，在要道刻上“少避长，去避来”，否则“违者如律”，他觉得这样可以“兴礼让而厚风俗”。当然，他的想法没有变为现实，而他自己则成了“人多笑其迂阔”的人。

　　今天，以见死不救这种最为极端的道德恶行为标志的道德困境，是否可以用法律拯救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首先面对他人之“死”，“救”往往是有很大风险的，任何人没有规定一个人的必须冒生命干事的权力。所以，“救”与不“救”，是个人的选择，是道德的领域。不过，作为享有国家权力和人民厚望的领导干部，救与不救就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他们作为一方的公众人物，其道德行为是其政治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的污点就意味着政治形象的某种不合格，政治人物因道德劣行下台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的“见死不救”等道德污点，应该建立相应的干部管理制度，并使媒体成为现代这个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揭示、谴责、监督的重要力量。李万刚（北京编辑）新闻搜索搜索条件 文章标题 文章内容 所有时间 昨天以来 3 天以来 7 天以来 15天以来 30天以来 60天以来 90天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