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

　　5月19日下午，吉林乾安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的父亲陶金财急得给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跪下，哀求他们帮忙叫救护车。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终于，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5月25日《新京报》）

　　救命第一，是起码的人伦观念，是基本的人性要求。何况只是要求代打个电话而已，举手之劳，当一个16岁少年生命垂危时，为什么乾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竟能如此冷酷？按理，一个人只要稍具良知，就应该为见死不救感受到良心折磨；只要稍具理性，还应该意识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遭到来自各方的谴责，极大地影响自身的社会评价，名声因此“扫地”……总之，见死不救的“形象成本”不菲。

　　我想，这些道理，那几名工作人员应该是懂得的———如果连这个事理也搞不清楚，他们也不大可能“混”进政府大楼。另外，我也不相信这几个人就是“性本恶”。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结果，十分耐人寻味。

　　人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般都会权衡一番利弊得失，面临严重事态时更是如此。这个权衡的过程在经济学上称为“博弈”。我认为，这起见死不救事件的背后，就存在一个“人伦善念”和“官场规则”的博弈过程———那几名工作人员，在“救”与“不救”问题上，肯定也反复权衡过。我想，大概可作如下推断：该县主要领导对上访人员肯定是“比较烦”的，否则工作人员也不会前去阻止。也正因如此，当上访人员发生危险时，作为县政府工作人员便有点为难：如果施以援手，会不会让领导误解，被认为是在同情上访者呢？由于掌握自己命运前途的是领导，所以这个“政治风险的成本”和“形象受损的成本”相比，前者大于后者。于是，该县这几名工作人员的基本人伦善念，最终屈从于对某种官员行为潜规则的顾虑。

　　这种只需考虑“上边”、勿需向“下”负责的思维方式，是相当范围内的官场积弊。正因此，人们才见识了很多伤害百姓利益只为博取领导一悦的不良行政行为。正如这起事件所昭示的，在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不良官风笼罩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公务人员不仅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等大面积流失，甚至人性也被扭曲，成为只知曲意奉迎的“小人”。

　　要有效扭转这种局面，我想，如果所有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政治生命，不是仅仅由其上司决定，这些人便不至于总是多虑，便能够按照基本的法律、基本的人性道德要求处理问题。再进一步，如果来自“下面”的呼声也能够决定所有官员的升迁，则必能够真正培养出亲民的官员，打造出亲民的政府———那时，类似发生于乾安县政府大楼上的见死不救丑闻，便一定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