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由世界银行发起的全球扶贫大会近日在上海召开。这说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

　　然而，会前有媒体报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慢。1986年－1993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4500万，平均每年642万。1994年－2000年的七年间，贫困人口共减少4800万，平均每年近700万。2001年－2003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100万。”对此，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在新世纪之初，有人曾就此问题提出过一个解说：中国的贫困问题好比近视眼有“真性”和“假性”之分，也可分为“真性贫困”与“假性贫困”。假性贫困，是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造成的贫困。比如在“文革”时期，农民动辄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就是再有能耐也富不起来呀！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之众。假性贫困，只要有改革开放的决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治愈的。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刮起了改革之风，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富民政策将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于是，经过七八年的努力，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多。1986年，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性扶贫，国家财政向贫困地区逐渐转移增加支付同时拨出扶贫专款。于是，又过了七八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第一次减少到3000多万。1994年，为了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两次提高农村贫困标准，最后达到625元，于是，贫困人口上升到8000多万。再经过七年的奋斗，每年投入100－200亿元，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

　　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末都出现过的“3000万”这样一个贫困人口数。当然，标准在变化，为什么最后都是3000万，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会不会其中蕴含着某种客观规律？我们推断，这3000万应该属于“真性贫困”，还可能是“高度真性贫困”。就像“高度近视”一样，用一般的方法治疗起来效果总是难尽人意。

　　真性贫困，是实质性的“病变”，这涉及到现在常常提起的3个农村困难群体：其一，农村中的孤寡老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其二，所谓“一方土地养不起一方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的困难群体；其三，自然灾害频繁使靠天吃饭的农民不断返贫的地区的困难群体。很明显，这些困难群体是难以通过“开发性扶贫”的路子摆脱贫困的。这就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扶贫效果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积极的“开发性扶贫”并非万能，这种措施对真性贫困是低效的乃至无效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所以，扶贫也应该讲求成本，讲求效率。对于真性贫困群体，或许应该改变如何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思路。

　　比如对于第一类困难群体，应该建立起普遍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国家财政的力量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生活需求。其中，有些人是需要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通过制度性的政策措施把他们养起来的。

　　对后两个困难群体，可以考虑将他们移民到能够使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地区。但是，从目前的经验看，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效果大多是不尽人意的。是否应该从长计议，譬如先通过对这些地方的年轻人进行技能培训，将他们吸引到城市中去就业。然后让他们在城市中扎根，再将他们的家人迁去。这样的措施不能立竿见影，但比较稳妥。

　　我们应该注意到，面对贫困，国际上的口号是“减贫”，而不是消灭贫困。这可能是人类对于贫困问题认识的升华。在20世纪，英国于40年代末建立“福利国家”后，美国于60年代建立“伟大社会”后，都曾经豪迈地宣布贫困被消灭了。但是……此后，国际社会对反贫困的结果和效果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我们的反贫困战略和策略不能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