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才使得今日浙江成为有别于从前的“新浙江”

　　傅白水

　　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资本与企业大量外迁成为近年来被持续关注的热点。“资本与企业大量外迁必然会使浙江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基本成为共识。这一点也在温州得到证实。

　　然而，温州并不是浙江的全部。2003年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14%，在东部发达地区是最快的。而浙江的人均GDP与收入仍稳居全国老大地位。

　　温州在滑落，但浙江经济却发展得如此之快。什么原因呢？仔细研究浙江的经济发展会发现，在人们热心于争论温州模式前途的时候，与温州分道的台州升级之路，以混合经济模式为特点的宁波发展之路，以资本经营为特色的绍兴发展之路，日益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资本外流式的所谓“浙江人经济”，其实并不能代表今日浙江经济的主流。事实上，浙江经济远比一些人心目中的“浙江模式”要复杂得多。

　　与温州分道 台州升级

　　温州与台州，被看作是“温州模式”或“温台模式”的代表，然而进入新世纪，二者却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近两年，原来被经济学家归为一类的“温台模式”中的台州，基本走出了“小、轻、散”的产业格局，产业升级异常迅速。

　　以飞跃、吉利为代表的台州民企开始做大做强。目前，台州已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十大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不像其他地方产业的散、乱、小，台州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和强精企业。这是台州所特有的。”

　　但作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民企大市温州经济发展速度却陡然下滑。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的位置，7、8两个月更是落到了浙江省的倒数第一位，虽然最终2003年，温州的速度达到14.8%，但在浙江这个速度却没有优势。据统计，1997年后，温州发展速度比前十多年下降3个百分点，在浙江排倒数第2。温州经济的却步，引发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为何活力无限的温州经济却在浙江排在下游呢？

　　首先是产业套牢与“代际锁定”的困局，使温州模式活力尽失。近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造成“代际锁定”。而“代际锁定”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仍然大多从事同样的行业。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产业不能及时升级，产业结构难以调整，使得温州不得不沿袭传统的产业布局，导致经济速度的下滑。导致温州模式活力尽失。

　　温州资本与企业外流，使温州本土“血阻”，发展缺乏后劲。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仅温州一地已有千亿民资流向外省市。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一定知名度的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

　　为何温州民资大量外流呢？在温州地区听到民企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这是温州民资与民企外流的最初动因。长时间浩浩荡荡的外迁，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片萎缩。一方面是资本大量外流，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难以进入。由于温州产业结构的固定化，没有其他类型的产业，缺乏吸引非轻工业外资企业落户的产业对接的基础。温州除了轻工业，其他类型的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几乎是零。

　　这就是温州的现状。所有迹象表明，曾经红及一时的温州模式已渐行渐远。然而同为“温台模式”的台州却避免了今日温州的尴尬。

　　其实，将台州与温州合起来称“温台模式”，本身就是对两地经济发展的误读。立论者或许认为二者都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实际上，台州的民营经济与温州的出身大不相同。台州的民企出身要么是通过国企或乡镇企业改制转化而来（与宁波、绍兴相似），要么是台州人合伙合作而来。家庭作坊不是台州民企发展的主流。这实际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台州能迅速升级的原因。

　　经济界人士都知道，台州才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真正发源地。股份合作经济是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构成了台州企业制度演变的主线。

　　1986年10月，黄岩下发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这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1987年，台州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长，走自己之路”，一举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高潮。到了1988年底，台州乡镇企业已占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到1990年底，台州百万以上产值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1078家，千万以上企业也达到28家；另一方面，台州则大胆地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模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些存量资产进行产权改革。

　　正是八十到九十年代台州大批传统企业改制，使得早年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地方商人有机会一步踏入原本壁垒森严的传统大制造业。

　　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大量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台州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演进。随着当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公司法》颁布，股份合作制企业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向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新企业大多以股份制注册登记，原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逐步完成向公司制的转化。1996年，台州股份制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开始逼近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00年，则已是股份合作制注册资本总额的三倍。

　　目前，台州已有股份制企业53家。台州的目标是2010年，台州的上市企业达到20家，这样，台州通过及时的改制与升级，使企业规模与产业层级，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混合经济成就活力宁波

　　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的结构与制度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名、第3名。面对这样的排名，杭州人和温州人既羡又妒。

　　改革开发以来，宁波经济增长年均达19.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2002年千亿财富城市排行榜上，宁波这个500余万人口的地区以GDP总量1500.34亿元，列全国第12位，人均则进入前4名。2003年发展速度为15.3%，GDP则达到1770亿元。在高速发展中，宁波注重了效益、质量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宁波工业十一项经济效益考核指标继续保持全省老大地位；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宁波的经济效益得分是最高的。 2003年，宁波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4277 元和10463元，在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中位居老二，仅次于上海，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三位； 在生活质量上，2003年12月份，在由浙江省发展委和省统计局对全省11个主要城市进行的社会发展评估中，宁波被评为浙江省“生活水平最好”的地区。

　　宁波这些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宁波的混合经济发展道路，来自于宁波国有、集体、民营以及外资力量相互竞合“四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从1992年起，宁波实际上开始了混合经济发展的探索。宁波比较彻底地进行了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至2002年底，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98．9％。让姓“国”的企业大部分变成姓“私”。这在当时让许多人惊诧，也让许多老干部“痛心疾首”，不断向中央告状。所以，宁波的民企，家底远比温州的家庭作坊要厚，这是宁波众多企业后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经过大面积的“摘红帽”改革，宁波又积极引入股份制、公司制，有效避免了企业滑入小作坊和小而散的境地。现代企业制度的适时建立，为宁波企业的迅速做大做强打下了制度基础。

　　目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经济实体近3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1.5%。民资、国资与外资携手共进的案例在宁波已不胜枚举。

　　2003年，手机年销售突破100亿元、成为国内销量最大的手机制造商的宁波波导公司就是一例。“波导”起步时是乡镇企业，成为国产传呼机老大时已是民营资本占主导。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波导”又被国有企业宁波电子集团控股并挂牌上市，如今“波导”是国有、集体、民营等多方持股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哪种体制更好，宁波就用哪种优势打市场。如今，在宁波很难找到单一形式的公有制或所有制企业。

　　宁波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集体）经济在“混合”中增强了控制力，民营经济在“混合”中开始了第二次飞跃，外资经济在“混合”中水涨船高，三者在竞合中提高了各自的竞争力。有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比作冰棍，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改革，就会慢慢融化，最终国有资产全没了，有的还欠一屁股债。这种“冰棍现象”没在宁波出现。

　　宝新公司是宁波“百亿工程”启动项目之一，由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出资54%，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出资12%以及日本国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阪和兴业株式会社联合投资兴建的，经过四期扩建，成为冷轧不锈钢单厂规模全国第一、世界最大。

　　宁波率先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壁”引资战略。凭借一块块壮观的产业集群以及自身的化工行业基础和港口优势，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美国道化学等化工行业巨头纷纷来宁波投资兴办相关企业，使宁波成为浙江全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宁波已初步形成石化、能源、造纸、钢铁、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信息等八大产业基地。目前，宁波的引资量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一多，为全省最多；在贸易方面，2003年，1至11月，全市外贸出口总额达到107.42亿美元，宁波创造的外贸顺差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

　　宁波的招商引资与苏州有所不同。苏州吸引的外企以IT等高科技产业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多为候鸟型的外企。随着苏州人力和土地等成本的上升，多数外企可能会因寻找更低廉的人力与土地成本而再次迁移。如最近一年时间里，大批台商往杭州萧山转移投资就是显例。而在宁波落户的外企多为重化工业，具有依托港口的特性。同时，重化工业投资的设备成本大，外企想迁移都很困难。这使得宁波的外企抽资的风险比苏州小，有利于宁波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在由国家统计局推出的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宁波的发展强度得分为45.76，在长三角排名第3。 2003年8月份，上海市统计科学应用研究所出炉的一份报告将宁波首度列入与南京、杭州等并列的长三角第二梯度的城市。对此，宁波人却不太领情。宁波市经委副主任陈克温说：“从GDP上说，宁

　　波早已进入第二梯度城市。宁波这两年经济上来很快，杭州湾大桥的立项建设，又给宁波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宁波的前景，岂是一个排名可以限量？”

　　随着杭州2003年实施的“民外合壁”战略的实施，使得杭州的发展模式迅速向宁波靠拢。混合之路在杭州方兴未艾。湖州、嘉兴也积极吸引台资、外资嫁接本地企业，大有跟进之势。

　　资本经营显示绍兴潜力

　　到2004年3月，不大的绍兴市已有上市公司17家。而通过买壳或进行资本控股在海内外上市的远远超过17家。如精工钢构通过买“壳”上市，控股了长江股份，使精工集团业已控股了三家上市公司。目前绍兴累计已组建股份公司81家。毫不夸张的说，未来几年，绍兴将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一流强市。

　　这比温州棋高一招。至今温州还没有一家上市民企。为何温州民企多而强，却没有一家上市企业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温州民企为家庭（个体）工业发展而来，企业性质多为家族制，民企老板不愿将自家的企业通过上市转化为公众企业。但是，股份化乃大势所趋。从这点很容易看出，绍兴与温州谁更具有潜力了。

　　资本的迅速积聚和上市后企业运作模式的现代化，为绍兴民企的二次飞跃提供了新的平台。2003年8月，2002年度浙江非公（民营）企业100强正式公布，这100家企业的入围“门槛”为年销售额7.19亿元。令人惊讶的是，谁也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绍兴竟然有35家民企入围，远远超过杭州的21家和温州的12家。

　　几乎是同时，浙江省农村经济调查队公布了浙江最发达100个乡（镇）的名单，绍兴共有17家乡镇入围，数量居全省第二。其中，以民企上市著称的绍兴县杨汛桥镇位列榜首。

　　2003年绍兴的GDP达1070亿元，成为浙江第四个千亿城市。绍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长三角居第三位。拥有大名鼎鼎的柯桥轻纺城的绍兴县是浙江经济第一县。3003年11月，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前100强县（市），绍兴县排第二。

　　绍兴市政协副主席陈建设认为，绍兴的民营经济可分为三块：一块是原生态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二块是合资企业，量最大的第三块，是近几年改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 绍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经济成分进入的领域不加限制，因此绍兴现在民营经济不仅存在于工贸领域，还投资办教育、公用事业如供水、医院等等。

　　必须承认，绍兴政府为又引导民企上市做了许多工作。绍兴各县（市）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由3—5人组成，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对企业改制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帮助它们解决。比如说为了鼓励民企上市，从2001年起，杨汛桥镇政府就决定把镇集体的股份全盘撤出；还积极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配套服务，如帮助他们选择券商等中介机构、组织民营企业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考察等。扬汛桥这个面积不足38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2万的乡镇 ，竟然有浙江玻璃、永隆实业、宝业集团、展望实业四家香港上市公司，还有，绿洲生态农业等拟上市企业。再加上，拥有轻纺城、长江股份和精工科技三家上市企业的精工集团也座落在杨汛桥。另有6家企业正在抓紧股份制改造以进入上市轨道。这样，将有10家以上上市公司汇聚此镇。扬汛桥成为绍兴资本经营的经典缩影。

　　“新浙江”也有难念的经

　　在展现“新浙江”多元化发展魅力与活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醒，“新浙江”烦恼多多。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认为，绍兴县3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大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无法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近年，绍兴不得不在海涂上围垦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又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阴影。据统计，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更是超过了1.7。如今，浙江许多地方出现“路灯亮一半，工厂轮班开”的现象，在杭州，拉电甚至拉瞎了红绿灯。据介绍，去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下降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拉的后腿却下降了0.6个百分点。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还面临严重的“水荒”。 去年盛夏，慈溪、玉环等地甚至有居民到异地购买大量瓶装矿泉水，以补充生活用水的不足。

　　近几年的“技工荒”造成不少企业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不少地方“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好钳工”。

　　2004年春季，浙江又爆发“民工荒”，因住房（租房）等生活成本太高，使得外来民工大量流向苏南等地，导致浙江中小企业无工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