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看“龚浔泽”三个字，就知道是笔名。我在此次探访长三角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首先是去年他写在《南风窗》上的一篇长文《破解江苏难题》中，对我本人关于苏南发展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此后，我又通过朋友读到了他更多的文章。南京大学的小百合网站是国内高校三大论坛之一，日访问量一万人次以上。挂在这里的“浔先生个人网页”，门庭若市，他10多万字的系列文章《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业已成为该网站的拳头产品。我在南京时，辗转找到了这位30岁上下的“浔先生”，并做了两个晚上的长谈。数日后，他寄来了专为本刊撰写的《应对长三角统筹发展的新江苏》一文。“浔先生”的文章具有典型网络写作的特点，酣畅淋漓，文情并茂，颇有些“意识流”。但文中观点字珠句玑，振聋发聩。作者供职于江苏省某核心单位，但此类文章，纯属业余行为，遵本人意愿，隐去其工作单位。考虑到《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而且平面媒体也是首次发表，故，这篇文章略作修改后仍以《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为题，呈献给读者。（新望）

　　特约撰稿人 龚 浔 泽

　　在中央对江苏提出“两个率先”的鼓舞下，2003年江苏的发展开局良好，进程平稳，成绩显著，多项指标都创了1997年以来的新高，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为13.5%，特别是外资引入量雄居全国第一，藉此风光的苏州也因此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生产总值逼近排名第四的深圳。原以为这些成绩可以在全国省际间竞争中风光无限，再拔头筹，没想到的是待年终各地统计数据陆续出来后，却异常地尴尬，以领先全国的外资涌入量，增长速度竟不及浙粤鲁，浙江14%，广东13.6%，连先是13.3%的山东后来也纠正为13.7%；以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好于山东的科研实力，远超于山东的引进外资量，江苏在苏鲁经济对比中的领先优势不增反减，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竟由上年的160亿元下降到81.8亿元。在令人匪夷所思的同时，也实在令人遗憾。以天文数字般的308.07亿美元的协议利用外资和158.02亿美元的实际利用外资高密集地投入到这个并不广阔的土地上，用高歌猛进的外向型经济繁荣景象，续写了类似乡镇企业鼎盛时期的光荣，却不能如愿以偿地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

　　外资要渡过水土不服期

　　通常来说，因为边际效应递减的原因，小额资本的利用效率相对高于大额资本，幼稚资本的利用效率相应高于成熟资本。因而，与大企业比较起来，中小企业的成长总体上更快，活力更强。在同样是劳动密集的领域中，比较相同数额的资本集中到大投资者与分散到众多小投资者中，可以发现前者风险相对更大，绝对回报也相应要小，且缺乏创造性。尽管境外资本进入中国，享受着比国内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更优惠的待遇，但它们的增值速度即便令人咋舌，也远没有起步顺当的民营资本快。进入苏南的资本，既然来自境外，他们必定经过了资本早期积累过程的历练而变得更为成熟、更为稳健，来到苏南目的只是想按部就班地增值，加上水土不服、自身层次等原因，决定了它们求稳求平的特性，不似本地早期小资本那样善于探索，急于出奇制胜。与几乎全部内生、平均规模不大、依旧处于上升阶段、本性尚还幼稚的投在温州的资本相比，投入苏南的资本大多来自境外、相对成熟、规模较大，更多的固定资产投入产生不了与之对应的产业，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苏南和温州同样数额的固定投资，苏南的回收周期会更长，产出效率相对更低。总体上来说，江苏与其他省份特别是浙江，大体上存在着这一情况，这也是造成今日江苏投入很多，而产出有限，老百姓实惠更小的一个症结。但这还不是江苏面临的最大问题。

　　家乡与故乡，兴业与经商

　　不可否认苏南人有兴办实业的天赋却缺乏经营商贸的传统。兴“业”与经“商”一般不能截然分开，但具体到一个地域中，总有更甚一点的倾向，苏南及江苏倾向前者，而温州及浙江偏向后者。经“商”与兴“业”不同，兴办实业相对固定于一地，经营商贸则讲究大进大出，习惯于东奔西走。由于当年苏南集体产权的乡镇企业没能及时转型，与此同时，外资蜂拥而入，引起迫切追求政绩的当地基层政权更大的青睐，依托先前的积累和良好基础，外向型经经济使地方经济发展成绩簿依然能贴满了鲜艳的“红花”，然而由于原先的内生性增长典范的本地乡镇企业或破产倒闭或被拦腰嫁接，开满的花大多是“盆载”的，并没有扎根于本地地面，只能观赏，勉强可以拍照留念却不能触摸，更不能拥有，对于何时花开花落，苏南人倒变成了发展的旁观者，有心却无力介入。这是对外向型经济涌入火爆和即将火爆的地区生存状态的概述。苏南人并不能在生产中掌握主导权的实际，具体到发展的过程中，苏南人不仅得到的实惠有限，而且见识扩展得也缓慢，加上自恋且不舍长久以来外界不断给苏南的赞誉，导致大多数苏南人习惯于困守在家乡，接受发展的小恩小惠，不再去问理利用他们祖辈占据和遗留资源大发横财者的收益几何。回到这一现象的背后，会发现这与苏南人外流的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苏南及江苏在外地有很多人，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和从科研院所到高校的科技人员有为数众多的江苏籍人士便是表现，但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读书升学就业等原因落户异地的，本质上属于精英外流。浙江人则不一样，除了并不逊色于江苏的知识精英外流外，浙江外流人群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点，解放前以宁波人为代表的旧浙商，改革后以温州人为先驱的新浙商，得以发迹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远离家乡外出经商奔波，于是，方才有了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浙江人经济”蔚然壮观的景象。浙江资本和浙江人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生意做得很大，但落户者不多，入籍者更少，年前数日内全国汇至温州的200亿资金便是佐证。

　　在目前中国这种体制下，通过读书服役等从原籍走出而落户异地，原籍地就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故乡，即便有家也不是自己的家，而是父母的家或纯粹心理意义上的家；而依靠经商而走向他乡的，原籍地永远是他们的家乡，即便在外地有房有车，但那绝不是乡土意义和不停挂念的家。前者苏南人较多，在苏南土地上活跃的后一种人也不是苏南人而是台湾人和浙江人。而在浙江，前者并不少，但后者更多。对待故乡，只能怀念；对于家乡，却永远会挂念。在昆山及在上海、东莞的台商，数目或许众多，却也只是暂住，而非移民，他们或许在意昆山等地今朝，但他们更关注台湾的明天。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浙江人同样如此。与浙江经商传统在全民皆商后愈益巩固和加强相比，原本就缺乏经商传统的苏南和浙江，在内生性乡镇集体经济误入险区后，依托外向型经济大发展和招商引资大开展的新一轮增长高潮，加速了苏南本地民众的兴“业”传统蜕化为尽管并不乐意却不得不无奈于“务”工习惯的步伐，并进而形成朝向新传统的趋势。这是江苏发展更该警惕的致命弱点。没有机会移居外地的农民，尽管还有实业传统，但传统始终不是僵化的，它时刻在变迁，如果失去了依托，就会像缺水的草儿，要不了多久就会枯萎。因注意到外向型经济会使本地人群空心化、泛劳工化，而加大紧迫感，对于江苏特别是苏南是可喜的，但却没有理由过分乐观。的确相比较于更多依托外源的沿江、沿沪宁线、沿东陇海线开发，如何认识并有效地阻截苏南及江苏兴“业”传统向单纯“务”工传统的蜕化更为紧迫。但面对这，叫喊苏南及江苏学习浙江，鼓励创业，鼓励经商，虽然需要，但却远远不够。

　　不必过虑长三角经济天平南倾

　　外向型经济高歌猛进的光环取代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殊荣已有些时日了，什么将成为支撑起江苏新一轮发展奇迹的点睛之作，现在还难以看出，但没有理由不未雨绸缪。发展良好的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和落后地区艳羡的榜样，先发效益都不可忽视。地区竞争中抢占先机与军事战斗中抢夺制高点一样重要，即便保证不了最终胜利，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也会有事半功倍的神效。但地区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次两次的展示，在一次两次的形象展示中，扬长避短是种技巧，但在长久的地区发展中却不能如此，否则，就成了掩耳盗铃。争取江苏新一轮地区发展优势，必须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挖掘潜能，弥补不足，创造性地向先进学习，这样方才可以真正视短补短，见长扬长，避免逞一时快感却是长久祸害的扬长护短，补短抑长。于是，学习浙江、对比浙江，是江苏构建新一轮发展优势无法跳跃的环节和必须认真为之的行动。因人口原因和先前基础，浙江目前还不能与江苏在地区经济总量上平起平坐，但长远来说，浙江将不仅仅是江苏在长三角中的对手，也是江苏在全国区域竞争中的最大对手。对浙江的这一发展趋势，江苏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本省内生性资本存量明显不足，增量前景更不容乐观。而7000亿的浙江游资加速增值的过程和结果足以让下一轮区域竞争中曾占优势的江苏再也笑不出声来。固然江苏金融机构里存款余额超过了15000亿元，但那不是资本，不用来投资增值的金钱只是死钱。目前，江苏与浙江相比，在人力、资金、教育、科研、文化、交通、能源等方面江苏即使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也不会逊色于浙江。目前，遏制长三角经济天平南倾，虽然紧迫，却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天无绝人之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资金变为资本，把倾向“务”工的居民和农民重新换回为致力兴“业”的地区经济发展主体，进而添加更多的经“商”因素。

　　凤凰、丹顶鹤以及鸡群和丑小鸭

　　多山的浙江在历史上的农耕条件和工业基础稍逊于江苏，但在改革以来的两地发展中，浙江远比江苏幸运。幸运在于浙江没有等到原有优势到达殆近及时地创造了新的优势，幸运在于浙江平时高明旁观、束手高阁的政府抓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力挺地区渡过了难关，于是，浙江的发展总是给人“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具有独特地缘，把握了特定天时、一以贯之下来的温州，对其他地方或许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对苏南太不适合。苏南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和1990年代以来外向型经济和招商引资业绩享誉全国，在特定时期把某一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历史和现实，注定了苏南在当初学习温州的不智，也注定了今日重复温州的路径并加以克隆的不可行。已跃上一座高峰的苏南怎样去攀登下一座新高峰，是摆在苏南面前的一道新难题，显然超越它仍不会轻松。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高峰，在一座山上看完了风景后，连留不该太久，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因丧失了新的机会而耗损乐趣。苏南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教训了。

　　1990年代初的江苏太过于流连于苏南模式的无上殊荣，2002年以来的苏南特别是苏州又露出过分自恋于外向型经济高歌猛进假象的趋向。这很危险。江苏的苏南模式没有能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迅速转型，影响深远，它直接减缓了原先发展势头和基础都很良好的常武丹等地的发展，武进曾名列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前三甲，但今昔相比，这种成绩已是昨日黄花。当苏州因临近上海而引起外资蜂拥而入时，因为与上海的距离，“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外资经济突飞猛进的景象在这里是左等又等不见踪迹，结果期待中的凤没有盼来，还把原先家中的丹顶鹤给饿死了，更甭提遍地的鸡舍和鸡群了。固然要有飞来的凤，没有凤，就享受不到百鸟朝凤的盛世景象，也就难以体现鹤立鸡群的壮观。只有鹤立鸡群，才可能激发鸡因向往鹤高高在上而去卧薪尝胆，才可能使鹤有超出一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并促使它再接再厉，避免因孤芳自赏而裹足不前。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说不定有朝一日鸡群中被激发了活力的丑小鸡就能通过不懈努力成为新鹤，说不准再接再厉的鹤终有一日变成风光无比的凤。从破烂的鸡窝里走出成群的凤凰金光闪闪地四处飞去，不是神话，浙江特别是曾经极端贫困的温州、台州是也。

　　强势政府的压力与弊端

　　当年强势政府在政治上的相对保守，阻碍了江苏集体产权的乡镇企业突破瓶颈的努力；招商引资特别是没有氛围却拼命跟风的招商引资，压制了本地民间的活力，也在或将会限制苏南及江苏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苏州凤引无数，但本地的鹤却所剩无几，当年的香雪海、孔雀、长城等几乎已经无处寻觅；无锡鹤舞翩翩，乡村却鸡飞蛋打，经典苏南模式时期硕果仅存的阳光、华西、三房巷、红豆、远东，客观加速了本地农民的劳工化，没有形成大、中、小级别的企业有序跟进的格局。外向型经济带来的蛋糕太诱惑，短时期内也太实惠，一时蜂拥而至的蛋糕足够苏南短期内赖以为生，于是久而久之，忘记自己原先做馒头的手艺，也高枕无忧地忽视了蛋糕本不属于自己、更不可能保证永久的危险。这并不耸人听闻。抢占先机是苏南的风格，但以之为长的地方，更要有决心舍得一种当下已经到手的荣誉，有魄力不纠缠于一座已被攀登过的高山。不断地抢占先机不仅应该是一以贯之的风格，也应该是保持“率先”必须为之的行为。显然，苏州、无锡应该警醒，而常州、镇江应该汗颜，而整个江苏也到了必须再次反省的时候了。

　　无论经典苏南模式还是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作为典型，很容易学习，而且极易初见成效。江苏，特别是苏南基层政府的勤政是一流的，于是，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苏南总会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把乡镇企业发展到顶峰，无锡县（锡山市）成为华夏第一县；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张家港成为享誉全国的模范县；让招商引资走上极致，昆山成为新的台资高地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样板，……数不胜数。但到达颠峰之后，随后下行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并不是不能容忍这短暂的下滑，因为，高峰与高峰之间总有低谷，没有低谷的衬托，就不会有一座座高峰，但下坡应该是为了攀上更高的山峰而可控的下行，而不是无可奈何、无法把握的滑落。绝不能等到滑落时，再去搜索下一座要攀登的的高峰。登高望远要和得陇望蜀结合起来。历史一次次的证明了苏南不该也不会安于平庸，但这仅适合旁观者的评价，做为当事者的苏南干群，仅有上进，还远远不够，爬上高峰后，再去反思下一步，已经嫌迟。只有不断地得陇望蜀，才可有不断的超越。遗憾和不足的是，苏南与浙江不同，浙江的民间已经十分强大，习惯于把一切揽上身的全能政府多少也已有改变，并正在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定位要求而努力修正。而在苏南，在集体产权的乡镇企业大发展背景留下来的政府强势，在外资涌入后，不减反增，一个强势政府是改革二十几年来苏南形成的传统，也是今日剖析苏南发展态势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关口。苏南并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可与政府搏弈形成相对制衡格局的民间力量。这是苏南下一步发展的致命障碍。由于1993年前后，浙江经历了对乡镇企业进行广泛温州模式化的改制，今日的浙江基层政府即使不想安于应有的职能也不怎么可能了。在浙江学习苏南的引资热潮中，主体更多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他们所担的风险因而也远比苏南小。于是，对于浙江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民间与政府搏弈格局下双方可以较容易地与政府达成共识，而在曾经由政府扛了过多责任的而现在仍没有习惯放手的江苏，未来怎么走下去，基本上被扔给了政府，或是仍由政府垄断。如果能有对后来承受苦不堪言重担的先见之明，江苏必会未雨绸缪地去争取避免。然而目前对这种先见的洞悉仍是缺乏，于是，江苏的政府任重道远。

　　政府主导工业化的喜忧及江浙反差

　　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工业化，可以有一时的喜人效果，但却不能一劳永逸，政府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一手遮天的格局必须得到扬弃，否则，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包办式工业化或管制式工业化都不可能长久，早期的高效率光环难以掩盖后期的积弊丛生带来的负效应。

　　同样是政府倡导的招商引资，负面效应的大小在江浙两省表现得就很不一样，甬绍地区好于杭嘉湖地区，杭嘉湖地区好于苏锡常地区，苏锡常地区好于宁通扬泰地区，而宁通扬泰地区好于剩下来的苏北地区。到了宿迁等落后地区，以招商引资“挂帅”的行为即使不荒谬绝伦，也业已来势汹汹了。其实，表面的文化差异或许只是假象，在其背后，体现的正是民间力量孕育成熟度的差异。同样可以辅证的是，江浙两省的引资属于政府行为的比例，从并不缺乏资本也几乎不可能引资成功的温州向北，呈现一个逐渐递增的趋势，浙东的引资行为尚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行为，而在浙北则已是与苏南类似的近乎清一色的政府行为了。企业行为，或追求更大的利润，或指望通过恰倒好处的嫁接做大做强。而政府行为考虑的则是政绩和形象。两者行为孰多孰少也直接影响到了两地民众的积极性。政府主导下的引资行为，短期内或多或少的会为迎合外来资本而牺牲当地民众利益，损伤当地人创业创新的机会，长远来说，更未必是福，它使当地百姓进入不了发展本地经济的中枢，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的泛劳工化。而企业主导下的引资行为，不能触碰政府，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损害本地百姓的利益，相反，还会通过示范作用进一步激起本地有一定实力的个人和企业做强已有的基础，做大已有的规模。于是，浙东与苏南的差距只得会进一步拉大，不仅仅在民间的活力上，也在资本的总量上。这是一种遗憾。江苏浙江两地又一次出现了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马太效应。这一次与“江浙”、“苏杭”称谓的历史习惯不同，此次是“浙”在前，“杭”在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文化和其他各种生活中去，倘若继续下去，江浙只会作为遗留下来的历史上的人文、文化概念和现实中两省简称的另一种合称，而不再是对一种近似天堂般生活的相似地域合称。江浙无“江”，只能称浙江。提到长江三角洲的民族资本，解放前习惯称“江浙财阀”，而今只剩“浙江商人”或“浙江资本”，已漏先兆。对于江苏来说，这绝不是好事，对于浙江长远来说也未必是好事。7000亿浙江资本在全国全球攻城掠地的增值过程无疑将会继续加重这个过程。对于想捍卫“江浙”这个荣誉称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维护长三角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人来说，“狼来了”不再是无聊的把戏，而是该大声疾呼的警报了。

　　招商引资的猫腻与外资野心

　　在中国的制度不再与市场经济人为的为敌后，致力于争夺世界市场的外资之所以愿意进入中国，劳动力便宜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类似“三年全免，五年减半”等类似的税费优惠政策和附带的可供其反击一耙的中国市场，三个因素一组合，成就了长三角资本涌入低地的喧嚣和热烈。在不涉及本国支柱产业的部门实行远比国内企业优惠的税费政策，不提正当利润，单是这个税费减免和返回，外资都没有拒绝的勇气。于是，同样的台湾资本，在台湾岛内的增值速度远不可能有在昆山迅速。劳动力便宜和税费优惠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台湾大中小资本群集苏州、昆山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两条原因，所有的一切都不可想象。外资企业来自境外，目标市场也定在海外，对本地的民族产业影响不至于过大。反之，一旦外资将目标市场的定位倒打一耙，转向国内，则这些给予外企的过分优惠的条件，不仅会扼杀国内民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动摇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普通民众因喜悦于接受到低价高质的商品和服务的笑容在来不及尽情时就可能已经僵死。我们总认为外资企业的档次比内资企业高，理由是外资企业大多拥有富丽堂皇的设备、漂亮的厂房、优雅的环境，殊不知，附带的对纯粹生产可有可无的硬件投资对于外资来说，只不过是在把在原所在地本需用来上缴的税负成本改用来自我装饰了。光看到外表盲目跟进的内资企业，除了必要的环保设施外，奢侈的花园式的工厂本质上是在挤压利润和明日发展资金的敲骨吸髓式行为。

　　区域现代化需要本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一个国家的最终现代化，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民族实业和民族资本来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对于一个地区，也同样如此，它需要扎根本地的本地人资本和产业。中国的产业要想真正走向世界，仅靠外资，仅靠成为加工车间，甚至是加工厂，都是不可能如愿的。在这个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化完成国家和地区是例证，而曾经作为外资热土的拉美发展中国家和仍是外资重要流向地的东南亚地区便是鲜活的反例。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挤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在成为资本流向洼地的同时，也成为资本流出的高地，只有双向的流动，才能真正拥有宣称实现现代化的底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完成国家和地区的韩国、台湾、香港都经历过了这个过程。反之，在现代化过程中夭折了国家，则缺乏这个过程。目前，主要依赖外源性投资拉动增长的江苏，在“两个率先”的实现过程中，或许可以逞一时风光，却没有提供持续增长的确切保障。致力于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江苏在加速与沪浙协调发展的同时，在对浙资、闽资引入的同时，更应竭力地培养出本地民营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发达民营经济和丰厚民间资本的存在是江苏和苏南的定心丸，它一方面是苏南加快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榜样和动力，促生和激励着苏南本地生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在进军苏南的过程中，与苏南遍地外资不可能不形成协作互动关系，加速外资企业产业链条的本土化。但后者明显不利于苏南地产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长久的富民进程，因而要想保持苏南长期繁荣，在保持现有发展势头的背后，需要有意识的扶持地产民营资本。不能把发展民营经济的希望寄托于省外的民间资本，否则，那不过是一种变相“外”资依赖。这不仅仅是眼下“富民强省”口号的需要，也是长远发展的要求。

　　要让民营资本由被动到主动，要让民间储蓄由资金到资本，显然需要力度更大的政策诱使。给外资国民待遇，对一段时间内因地方政府因政绩考虑而不受重视的地方民营资本来说，这并不能如意地增强其竞争力，增加其扩张性。一定要给民间资本以更优惠的税费政策，放水养鱼，尽快高明地扶植起本地民间资本，增加地产实业在整个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显然刻不容缓。这是苏南和江苏要想再一次引领全国发展潮流，保持率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