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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文章:我无意唱衰“温州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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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6月01日20:29 来源:中国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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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
本刊特约记者 何永勤
记:一些媒体称你为“温州模式的终结者”,而据我们所知,你对温州模式的批评在温州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弹。作为一个本地的经济学家,来反思本地经济发展的失误,有着很大风险。弄得不好,他们会说你破坏投资环境。
史:我是一个学者,我反对新闻炒作。我不是“温州模式的终结者”,我也无意“唱衰温州模式”。贵刊是一份有责任感的严肃刊物,我希望你们尽可能全面的反映我的观点,把事情弄明白,把道理说清楚。
我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要素的优化配置过程。这种配置表现在时间上就是传统产业向高级产业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表现在空间上,就是区位优势的空间集聚过程,也是城市化过程。浙江1978年的GDP只127亿,去年9200亿,从全国的第14位跳到了第4位。人均GDP也从原来的331元人民币升至去年底的2500美元。浙江的经济变化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要素配置过程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优化了。而这一优化过程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改革。一是改变要素配置主体,从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变为老百姓。这就是所谓“民营化”;二是改变要素配置方式,就是从计划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即“市场化”。无疑,浙江在“民营化”和“市场化”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记:这么说,你认为浙江的发展还是完美的?
史:不能这么说。“说好话”“说坏话”,“唱红”“唱衰”这都是其次的事情。要紧的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
我还认为,一个区域的改革与发展表现为两个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改革进程大致是两个阶段,从计划经济变为初步的市场经济,再从初步市场经济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也大致是两个阶段,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中期,再从工业化中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目前的浙江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双重转换时期,都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但问题在于,浙江目前的发展还是在靠第一阶段改革的惯性来推动,第二阶段的改革尚没有实质的创新。外地人来浙江学习的也还是第一阶段的经验。现在,虽然惯性还有,但问题出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低附加值产品居多,资金外流严重。
记: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史:深化改革,优势创新。具体讲,要完成市场、企业、政府三个方面的转型。市场要从传统的交易方式转向现代交易方式;企业要从家族经营转向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从传统产业进入到现代产业;政府要从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有限政府。
记: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才能完成这种转变?
史:我的分析是从市场切入的。这也是所谓历史制度分析方法。市场形态的进化是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发展;交易方式的进化是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发展。如果将市场形态和交易方式做以排列组合,就会有四种市场经济:人格化有形市场;人格化无形市场;非人格化有形市场;非人格化无形市场。浙江靠市场起家。浙江的起步阶段是人格化有形市场,而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以自由契约和法治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无形市场。
我为什么批评温州?因为温州至今还是人格化有形市场为主,少量人格化无形市场。靠的是人缘、地缘、血缘、同学缘,人格化交易机制的强度太大。温州的出租汽车找第二班的驾驶员,本地人一天交120-130元就可以承包下来,且不用签协议,而外地人至少每天要高出50元左右才能包给你。外地旅行社在温州开分社很难,为什么?受本地人排斥。在这方面,义乌就不一样。义乌已经出现大量的非人格化有形市场和非人格化的无形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义乌在交通线上,外面的人进来了。温州如果走不出人格化交易,那么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有很大难度。而且,我发现,温州的人格化交易还在向政府中渗透。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认为,目前在浙江出现的企业家的政客化,是一个很不好的苗头。有人说我唱衰温州模式,大概就指我的此类批评。
记:所以,即使站在浙江人的立场上,温州企业家和温州资本出走温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史:是啊。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为什么都把公司总部搬到上海?他们都是想从普通产业进入现代产业。上海的浦东,在进出口方面远远走在前面,而且都是医药、软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这个优势不一样。上海有国际化的信息,有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且融资条件大为方便。一个县的银行支行能够有多少贷款可以发放?企业大了,必须依赖于现代金融。
浙资的外流,我特别看好的是流向东北地区。大家知道,全世界的制造中心有两类。一是产品制造中心,一是机器设备制造中心。浙江乃至长三角都还是产品制造中心。这种中心对外经济依赖性强。如果能向上游的装备工业扩张,利润空间就大多了,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也将得到强化。我们注意到,以往浙江资本的对外扩张,同一产业平面的、横向扩张的多,而纵向的向产业上下游的扩张却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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