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改革》文章：上海与长三角的历史渊源 |
|
|
| NEWS.SOHU.COM 2004年06月01日20:54 来源：中国改革 |
|
| 页面功能 【我来说两句】【我要“揪”错】【推荐】【字体：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
|
| |
引题：上海虽然一直拥有“江海之会，南北之中”的地理优势，但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浦东开发之后，上海与长三角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双方合作和融合的内在动力。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葛剑雄
上海：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侧影
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上海县是江苏省松江府的属县，今天上海市的辖境还是松江府全境和太仓州的大部分。与其他长江三角洲的县城相比，上海县城属于中等水平，唯一的优势是地处“（长）江（东）海之会，南北之中”，并且有一条黄浦江通向长江口，黄浦江的上游和支流吴淞江连通三角洲南部。所以，早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就将原设在云台山（在今江苏连云港）的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管辖的范围沿海自浙江乍浦至黄河老口，沿长江至南通狼山。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驻地一直在上海，因而俗称“上海道”或“沪道”。又因这个道兼管驻在上海的海关，又被称为海关道、江海关道、关道。而在长江三角洲的范围内，仅省级政府的驻地就有南京、苏州与杭州三地，而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等府城在全国也属繁盛，上海县无论从级别或发达程度上都无法望其项背。
根据《中英南京（江宁）条约》的规定，上海于1843年开埠，从此上海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首先，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嫌上海知县级别太低，职权有限，不愿与他打交道，要求清朝另派大员。清政府只好让驻在上海县的苏松太道台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与外国谈判，导致上海开埠的《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就是由“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从此“上海道”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了清朝在上海的外交代表。等到英租界、法租界与美租界（数年后与英租界合并，后改称公共租界）设立并扩大，管理租界的“公部局”（Municipal Council）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也成为中国与外国谈判交涉的重要场所。到清朝末年，上海已成为中国第二个政治中心，辛亥革命后的南北代表就是在英租界内达成协议的，甚至连清帝的“逊位诏书”也是在上海起草的，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就将上海设为特别市，三年后改为上海市。此时上海已是中国第一、亚洲前列的国际大都市。不仅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已不在话下，就是新定的首都南京也相形见绌。由于国民党政府特别重视与列强的关系，一些重要的交涉往往不是在南京而是在上海进行的。而且由于国民党与政府的高官一般都把上海当作享乐的场所，在上海置有住宅，他们的子女大多在上海读书，每逢周末与节假日，沪宁线上都会加开专车。直到南京政府崩溃，大批高官、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是从上海撤离大陆的。
上海与长三角密不可分
上海的特殊地位还反映在从开埠至1942年期间存在的租界。从太平天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江浙两省饱受战祸，长三角地区满目疮痍。但上海的租界却始终未受破坏，抗战开始后也保持着“中立”，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日本占领。所以每当战乱发生，大批来自长三角的难民涌入上海，带去大量财富、人才和劳动力。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从此就留在上海，很多江浙地主因此而转变为上海的投资者。
就是在平时，长三角也是上海主要的人口来源。1843年，整个上海县只有50余万人，但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已有近6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或他们的后代。江浙两省一直是上海外来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而来自长三角的移民又占了江浙移民的大多数。这不仅使上海的人口在短期间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使上海获得的移民的质量大大高于国内其他城市。这是因为长三角在以往的千年中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地人口的总体素质较高。而且由于人口密度也居国内首位，在长三角早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相当繁荣，因此来自长三角的移民比较容易适应上海的环境，比较容易转化为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居民。
近代在上海活动和居住的名人中，祖籍属长三角或直接迁自长三角的占有很大比例。如丁文江（江苏泰兴）、上官云珠（江苏江阴）、马相伯（江苏丹阳）、马建忠（江苏丹阳）、马叙伦（浙江杭县）、马寅初（浙江绍兴）、戈公振（江苏东台）、丰子恺（浙江桐乡）、王韬（江苏长洲）、王一亭（浙江湖州）、巴人（王任叔，浙江奉化）、石筱山（江苏无锡）、卢于道（浙江鄞县）、叶圣陶（江苏苏州）、叶澄衷（浙江镇海）、史良（江苏常州）、包达三（浙江镇海）、冯桂芬（江苏常熟）、吕思勉（江苏武进）、华蘅芳（江苏无锡）、任颐（浙江山阴）、任熊（浙江萧山）、任鸿隽（浙江湖州）、朱东润（江苏泰兴）、朱生豪（浙江嘉兴）、朱葆三（浙江定海）、刘鸿生（浙江定海）、孙冶方（江苏无锡）、严独鹤（浙江桐乡）、杜亚泉（浙江绍兴）、李公朴（江苏武进）、吴琛（江苏无锡）、吴友如（江苏元和）、吴蕴初（江苏嘉定）、应云卫（浙江慈溪）、汪康年（浙江钱塘）、沈尹默（浙江吴兴）、沈玄庐（浙江萧山）、沈志远（浙江萧山）、沈泽民（浙江桐乡）、沈钧儒（浙江嘉兴）、沈雁冰（茅盾，浙江桐乡）、邵力子（浙江绍兴）、邵荃麟（浙江慈溪）、陆费逵（浙江桐乡）陈布雷（浙江慈溪）、陈光甫（江苏镇江）、陈其美（浙江吴兴）、陈蝶仙（浙江钱塘）、张元济（浙江海盐）、郁达夫（浙江富阳）、周建人（浙江绍兴）、周信芳（浙江慈溪）、周瘦鹃（江苏吴县）、经元善（浙江上虞）、柳亚子（江苏吴江）、荣宗敬与荣德生（江苏无锡）、赵之谦浙江会稽）、胡子婴（浙江上虞）、胡愈之（浙江上虞）、洪深（江苏武进）、贺天健（江苏无锡）、夏丏尊（浙江上虞）、袁牧之（浙江宁波）、钱新之（浙江吴兴）、徐寿（江苏无锡）、席德懋（江苏吴县）、陶成章（浙江会稽）、盛丕华（浙江宁波）、盛宣怀（江苏武进）、章炳麟（浙江余杭）、章锡琛（浙江会稽）、鲁迅（浙江绍兴）、虞洽卿（浙江镇海）、蔡元培（浙江山阴）、潘汉年（江苏宜兴）、瞿秋白（江苏常州）等。上海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无疑得益于这些来自长三角的杰出人物。
上海在长三角的特殊地位
全国解放后，上海长期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驻地，整个长三角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作为中央直辖市，上海市与江浙两省同为省级，但上海市的书记往往兼着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或者兼任中央政府的要职。如自1955年至1965年，柯庆施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先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身份，不仅在长三角，就是在整个华东也是独一无二的。
1958年，原属江苏省的松江专区——苏南最富庶的专区之一——全部划归上海市，使上海市的面积增加到6000多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这样调整的目的之一，是要使上海与北京一样，有一个比较大的郊区，以便自己解决大部分蔬菜、油料、肉类和一部分粮食的供应。同样，为了上海人食有鱼，属于浙江的嵊泗岛一度也划归上海。而为了保证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划归上海的“飞地”甚至扩大到长三角之外，如在南京郊区的梅山铁矿、江苏大屯煤矿等都曾是上海的一部分。为了安置上海的劳改犯人，江苏大丰、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等地还设有上海的劳改农场。上世纪70年代上海建设金山石化厂时，码头就设在浙江境内的陈山。
上海的崛起也使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格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上海虽然一直拥有“江海之会，南北之中”的地理优势，但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开埠前，中国唯一的合法外贸港口是广州，而在国内贸易中，上海只是长江的终点，至多只能将部分商品和物资转输到沿海港口。但当对外贸易发展起来后，上海很快超越广州，跃升为中国第一外贸大港。如一度是中国主要出口物资的桐油、猪鬃，大多是沿长江水路而下，在上海集中出口的。一方面，外贸的兴起使上海成为长三角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另一方面，也使长三角原有的商业和外贸地位被上海所取代。例如，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一向是出口生丝的重要基地，但在太平天国战后，出口业务已经集中到上海。浙江湖州的丝商因及时与洋商合作或充当买办而迅速致富，湖丝也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与此同时，苏州、杭州、湖州、扬州等传统商业城市和大批市镇逐渐衰落，而得风气之先的无锡则成为繁荣的“小上海”，由上海传播的新兴工商业，如纺织、日用品生产、百货业等，迅速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家庭副业和旧式商贩，这又驱使更多破产的小商贩、手工业者、雇工迁往上海，成为新的劳动力来源。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导演了由汪伪政权“收回”租界的闹剧，但抗战胜利后，租界已不复存在。1949年后，随着国家计划经济的实施，行政区域的强化，和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自由迁移的中止，上海与长三角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但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双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无法断绝，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合作和融合的内在动力。
|
| |
|
|
|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