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6日，法国诺曼底的海滩又将迎来一批特殊的游客，他们大多已满头银发，并且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每年准时出现在这座法国小城。他们不是旅游者和观光客，是记忆引领他们来到这片海滩。60年前的这个日子，正是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从这里踏上了欧洲大陆。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的是60年前那场腥风血雨的战役中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伊拉克战争中，频繁出现的士兵“自相残杀”的现象令美英联军不胜其烦，谁会知道在60年前的诺曼底登陆战中，也出现了这样一幕惨剧。

　　60年前“诺曼底登陆演习”惨剧曝光

　　1943年底，英战争内阁在斯拉普顿海滩建立了一个盟军诺曼底登陆演习中心。演习代号是“猛虎军演”，大约23000名美军士兵参加。军演于1944年4月27日黎明时分正式开始，众多美军士兵驾驶战舰直冲英国海岸，据美军官方记载称，他们遭遇了假“机关枪”的袭击，海滩上到处躺着假士兵的尸体。

　　然而据日前英国《观察报》报道，该报记者采访众多二战老兵家人后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事实上当年美军士兵遭遇的并不是“假机关枪”，而是真机关枪的射击；海滩上到处躺着的是美军士兵的真尸体！一些在岸上假扮德国兵的美军士兵枪炮中的假弹不知为何换成了真弹，导致至少300名乘登陆艇模仿抢滩的美兵糊里糊涂地丧了命。来自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二战老兵、陆军中校艾德温·沃尔夫在写给亲朋的信件中披露了当年可怕的一幕：当时参加演习的他突然听到嗖嗖的子弹声，同时许多从登陆艇上冲下抢滩的美军士兵纷纷倒在了海滩上，再也没有动一下，其中一些士兵的脸部还埋在了浅浅的海水中。看到情况不对头，沃尔夫和另一些战友迅速撤退，从而逃过一难。

　　如今，经历和目击那次诺曼底登陆演习悲剧的二战老兵多已亡故，但他们在去世前，大多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家人。这些二战老兵的家人称：这一段历史真相不容隐瞒，美国政府必须给世人一个交待。

　　天气气候条件越来越成为影响战争胜败的关键，而诺曼底登陆中盟军对天气情况的精确预测与德军对此的疏乎大意，一正一反两种情况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役的命运。

　　诺曼底登陆为什么选在凌晨时分

　　1944年6月6日凌晨，美英等国投入45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地区对德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登陆战役。这次战役到7月24日盟军占领圣洛城一线结束。德军大败。此战役的胜利对美、英军在西欧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加速德国法西斯崩溃，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为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一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你清楚盟军为什么选择了这一时刻吗？其实，它与气象有很大关系。

　　1943年，苏联军队开始战略反攻。意大利政府投降。欧洲战局出现了重要的转折。12月初，美、英、苏3国德黑兰会议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准备实施“霸王计划”，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对德军进行打击。该计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详细考虑了气象因素。计划提出登陆时间必须选择高潮来临之时，同时应争取有尽可能早的昼间光线，以便观察敌之火力。经过慎密研究和查阅大量历史气象和水文资料，盟军指挥部将行动时间确定在6月6日当地高潮到来前，太阳“微照”（指太阳处于地平线12度时）以后约40分钟。

　　6月6日凌晨，天刚亮，盟军同时在诺曼底奥恩河口至科唐半岛5个地段突击登陆，对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发起进攻。由于登陆时间选择得当，盟军登陆部队不仅借涨潮顺利冲上滩头，而且很快发现了德军各隐蔽的火力点，立即对其进行有效攻击，当天就突破了德军滩头阵地，并很快形成正面15公里、纵深13~15公里的战略登陆场，牢牢地在诺曼底站稳脚跟，为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在60多年前诺曼底大战那场血肉搏杀中，还有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华夏儿女，他们就是———

　　诺曼底登陆的中国军人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精心筹备，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模仿清朝的模式，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以后海军发展做好准备。

　　随即，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着手选派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去英、美留学深造。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60人去美国，25人去英国。

　　1943年6月，去英国学习的25人由重庆登上汽车，经过4天颠簸到达昆明，搭上军用运输机飞往印度加尔各答，又换乘火车去孟买湾，在那里登上英国运输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大西洋，9月份才到达英国，海上航行时间长达60个昼夜。

　　25人中，有4人被分到朴茨茅斯轮机学校学习轮机专业，而有百年悠久历史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则为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等21名中国留学生专设了一个“中国班”，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后，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1943年，北大西洋和北冰洋制海权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希特勒为切断美、英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驻挪威阿尔塔峡湾的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出海截击盟军护航的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出动，从大西洋驰援北冰洋，对德舰实施包围。

　　英国舰队司令弗雷泽尔上将在沃尔兰群岛基地指挥部进行陆地指挥。副司令官墨尔海军中将在旗舰“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上进行海上指挥，他统辖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14艘、巡洋舰2艘、潜水艇10艘，是一支庞大的特混航母舰队。卢东阁、郭成森等人就在这支特混编队中的“肯特”号重巡洋舰上实习。郭成森上舰那天，正是圣诞节前夕，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他挥了挥拳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揍德国佬！”当即，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值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值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

　　当晚，随舰牧师做完祈祷，舰长便下令起锚！

　　郭成森登上露天驾驶台，他和舰上的军官一样执行三更工作制，每次值更4小时。当时，郭成森还不知道，此次出征，他有幸参加了著名的“北角战役”，他所在的舰队打响了震惊世界的围歼德军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大海战。

　　12月26日傍晚，“肯特”号响起警报。当时，郭成森正在驾驶台值更，后与卢东阁等被分配到舰首一、二号主炮塔任副炮长。北极的隆冬，白天只有两三个小时，但强烈的亮光照得周围海域如同白昼，这时德舰“沙恩霍斯特”号完全暴露在英国皇家海军层层排列的密集炮口之下，英国舰队顿时重炮齐鸣，震荡海域。23岁的郭成森在见习副炮长的战位上第一次体验到了实战的滋味。

　　“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之后，希特勒海军力量大减，其最后一艘被称作“北方孤狼”的海上巨型堡垒“蒂尔皮茨”号战列舰，也已被英国皇家海军击伤，暂避挪威阿尔塔港“养伤”。英国皇家海军不失时机，决定向“蒂尔皮茨”号实施攻击。

　　1944年4月30日凌晨，英舰驶近阿尔塔港，一批接一批“剑鱼”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数百枚1600磅重型炸弹投向这个4万多吨级的海上“巨无霸”。德国军舰也立刻进行疯狂反击。战斗中，担任副值更官的郭成森眼明手快，在发现德军潜艇袭击来的瞬间，迅即发出“右前方，发现敌潜艇”的口令，同时按响了警铃。舰长当即发出“右满舵”的规避命令，“肯特”号快捷地来了一个大回旋。这时，两枚鱼雷从舰左侧疾驶而过，几乎擦着舷边。“好险啊！”郭成森倒抽了一口凉气。很快，在英国军舰强大火力的进攻下，“蒂尔皮茨”号瘫痪了，成了一堆废铁，躺在那儿直到二战结束。

　　黄廷鑫实习参战的是护航航空母舰“搜索者”号，其排水量为1万吨，航速25节，舰载飞机24架，任务是为商船运输队护航。商船航速低，容易受到攻击，从英国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至马耳他，需要护航两周多。途中“搜索者”号还与另外3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混合编队，组成环形的“防潜幕”阵型保护商船航渡海峡。“肯特”号完成任务返航时，郭成森和卢东阁被请到舰长餐厅与舰长共进晚餐。这是舰长对作战有功军官的一种奖励。席间，他询问了两位中国军官的参战感受，郭成森回答：“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锻炼，我们一定把所学的本领，用于将来的中国海军建设。”

　　“很好！”舰长高兴地举起酒杯说：“愿大西洋的战火把你们锻炼成钢，祝中国海军早日强大！”

　　1944年6月6日，决定法西斯德国命运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

　　郭成森等21名留学英国的中国海军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郭成森在这次大决战中表现出色，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21名中国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无一人伤亡。实战实习之后，他们又返回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不久又转到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专修鱼雷、防潜、电讯、航务和航空飞行等专科业务，最终完成了海军战术、技术训练专业深造。

　　诺曼底登陆前的奇袭———二战老兵讲述的故事

　　假设他们攻桥失败，或者攻下桥后没能守住，诺曼底登陆的结果以至二战的历史就可能改写！然而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夺桥英雄的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一个清晨，记者乘坐伦敦帕丁顿开往普利茅斯的早班火车，前往数百公里外的戴维·伍德上校家采访。戴维·伍德是英国二战传奇式英雄托德·斯威尼上校的老战友。他们当年都是英军绿夹克军团突击队队员，在诺曼底登陆战役夺桥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斯威尼还为此获得铁十字勋章。

　　斯威尼病逝于2001年6月6日，享年82岁。记者已无缘拜见这位逝去的英雄，幸而，他的战友戴维·伍德答应了为采访者讲述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记者在一个叫蒂弗顿·帕克韦的小站下车，戴维家在不远处的小镇卡伦普顿。刚下火车，就看到月台上一位老者向记者高举双手，78岁高龄的戴维·伍德亲自开车前来迎接。他白发白髭、身材魁伟，手上布满老人斑，一条腿看上去有些跛。他似乎看出了记者的一丝疑惑，颇带自豪地说：“我的左腿是二战当中被德国鬼子打伤的。现在我离不开汽车了，到哪儿都要开车。”他边开车边与记者交谈，滔滔不绝，显然，他对中国记者前来造访很是兴奋。

　　车在一处鲜花簇拥的尖顶住宅前停住，戴维头发花白的老伴爱丽丝迎了出来。在古朴而充满情趣的房间里，桌上摆放着二战诺曼底登陆地图、照片和有关杂志。戴维小心翼翼地摆弄着这些文物，如数家珍地讲述起61年前的往事。

　　他1941年入伍，那年他刚好18岁，正在大学念书。托德·斯威尼比他大4岁，入伍也要早一些，大概是1939年。戴维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英雄。托德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一心想当大律师。我自己当时也挺罗曼蒂克的。然而德军的炮火粉碎了我们的梦想。”

　　开始，戴维和托德都被分配在预备役部队。几轮军训下来，指挥官发现了这些大学生的天赋：他们除了对军事技能领悟得很快之外，还擅长组织和指挥。英国皇家部队下调令把他俩先后从后备役部队转入现役部队。1942年，年轻的托德和戴维被直接提拔为英军最精锐的绿夹克军团第二空降营的中尉，很快就成为空降营的出色军官。随即，他俩被第二空降营最精锐的D连相中，托德指挥一排，戴维任三排排长。

　　戴维铺开一张发黄的西欧局部军事地形图，指指点点，娓娓道来。“假如英国空降兵没能守住两座大桥，德军就会用坦克炮来欢迎滩头的盟军士兵了。”当这个跛腿老人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有谁能知道他是个英雄？听着戴维的讲述，记者对身边的这位跛腿老人油然增添了敬意。战后，戴维和托德以及他们的家人多次重返佩格瑟斯桥和奥恩桥，在那里凭吊牺牲的战友、共同回忆往事。1995年5月，二战胜利50周年的大庆日子，英国皇家空军特意用直升机把戴维、托德、还有当年突袭部队的总指挥官霍沃先生运送到法国。直升机飞过51年前突袭部队走过的同一条路线、在51年前他们降落的同一地点降落。“那天，我们都变得年轻了！”戴维说，“见到了不少老战友，大家又是拥抱又是唱歌。”

　　当年出征的官兵有180人，而现在活在世上的仅有30多人。”

　　我们的交谈被爱丽丝的招呼声打断，她已经准备好了午饭。

　　退役后的戴维和爱丽丝过着富足、平静的生活。爱丽丝说：近年来，戴维常常会独自开车到附近的河边，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天。我猜，他一定是去河边看那座桥，一座与法国佩格瑟斯桥相似的桥。当年戴维和托德所在的突击部队在飞赴法国前，在那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演练。”

　　戴维没有食言，饭后他开车带记者来到10英里外的埃克塞特河边。这是一条静静的河，水映着蓝天，岸边是青草地，点缀着黄色野花，有几个年轻人在泛舟垂钓。记者注意到不远处的一座铁桥，通向繁忙的公路。靠近桥边的河畔，有一座石制纪念碑，碑文记述的是当年特种兵在此演练的事情，碑上还镌刻着绿夹克军团空降营D连牺牲官兵的姓名。

　　建立纪念碑是戴维的主意，几年前他提出这个建议，后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1994年纪念攻桥战役50周年的时候，纪念碑落成。揭幕当天，戴维与一个小男孩共同主持了仪式。这也是戴维的主意，他希望下一代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和父辈们的奉献。

　　为陪记者来这里，戴维特意穿戴整齐，头戴贝雷帽、身穿绿夹克军团的礼服、佩戴印有军团标志的领带，胸前挂满奖章。他独自缓缓地走到纪念碑前，好像是头一次见到似的，注目肃立，默读碑文，久久不肯离去。纪念碑前不知是谁摆放了一束鲜花。

　　后来，记者作为特邀嘉宾前去采访拍摄托德·斯威尼逝世纪念弥撒，再次见到了戴维和他的妻子爱丽丝。他们是清晨7点从埃克塞特那边开车赶来的，开了两个多小时。戴维又穿上了那身军服，神色庄重。他们一起走进教堂：高高的哥特式穹顶，两架巨大的管风琴，颂经坛旁边一尊高高的蜡烛台，一支专为这次弥撒点燃的长长的蜡烛正晃动着火苗。弥撒相当隆重，还特意请来了绿夹克军团的号兵。当弥撒进行到最后，全身戎装的年轻号兵吹响号角，悠扬、神圣的号音回荡在空旷教堂上空的时候，记者的眼中闪着泪光……

　　《信息导刊》 2004年 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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