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性为“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嘉禾县主要领导干部近日已受到“集体处分”：县委书记、县长被撤职，一名常务副县长被责令引咎辞职，政法委书记留党察看。这样一个由全国媒体集中报道、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事件，在如此短时间内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能从中看出什么呢？它能否成为一种范例，它能够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吗？

　　以往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给予如此严厉的处分，多见于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追究。人命关天，死人的事是大事。这是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像嘉禾县发生的由县主要领导集体越权强制推行特定的政令，导致地方矛盾激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已严重辜负人民信任的情况，则不在此列。但它同样需要一种回到政治原理、原则的价值判断。

　　这的确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当一个县的党政领导“集体”地以“全县人民的利益”为名，不顾一切地推行某个政令的时候，在县境之内已得不到任何组织上和程序上的制约，而与此事相关的当地的人民，已经得不到保护，这就可能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样的情形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是难以估计的，而对地方发展造成的持久的精神上的破坏力则毋庸置疑。民心、信心、一个地方持久发展的可能，与这些重大的价值相比，几个具体的党政负责人的官职，实在是不重要的。

　　也许，人们在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只看到了新闻媒体的集中报道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没有看到处理的程序，没有看到处理的原则和价值判断，可能就会误以为是嘉禾县的党政负责人“倒霉”、“不智”、“撞上了枪口”。其实，嘉禾事件的结果，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便捷机制：在地方行政的制约机制缺失，而在全国范围内舆论监督逐步得到重视的现实条件下，地方事务由新闻媒体提起舆论议程，“紧急”进入上一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行政议程的机制，一种由中央政府紧急干预地方行政危机的机制。当然，对嘉禾事件有关责任人的严肃处理是湖南省做出的。但压力来自全国舆论，来自中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远来看，一个地方行政决策的制约机制，是需要靠地方的民主政治来解决的。这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的监督权力的完善、落实，也包括党内民主建设。

　　嘉禾事件被定性为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而实际上，这个“集体”，只是一个人数相当少的意志或利益的共同体，而更广阔的意志和利益则被排除在外，因为那正是要被他们侵犯的意志和牺牲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只有真正落实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监督机制，才可能把这些利益融汇进行政决策之中，与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形成抗衡。而在这个程序之外，人民是无力抗衡的，反倒有些人因为抗拒违法的行政而被拘捕，或者离婚。

　　嘉禾事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制约问题，就是对违法行政的“紧急制约”问题。因为，由政府违法所导致的对不公正、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就是紧急的问题，就是着急上火的问题，是不能从容等待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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