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4日发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近东和南亚地区事务官员保罗·皮勒撰写的文章《替罪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特尼特辩护。

　　文章说，一些批评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特尼特的辞职是缘于“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承认中央情报局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失败。这样一来，他们的看法就与4月份公布的“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一致。该报告坚称情报部门当时没能认识到“基地”组织构成的“灾难性威胁”，因此没有改变“9·11”之前人们对危险程度的“普遍看法”。这份报告还认为，如果情报部门当时就本·拉丹的恐怖组织作出了全国性的情报评估———所有联邦情报部门共同提交给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小组一份权威性的文件，就具体的威胁作出全面的评估，那么，情报部门或许就改变了历史。这些说法以及人们对特尼特的不断批评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情报评估没有错

　　首先，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公众并不是没有就“灾难性恐怖主义”的问题展开讨论————但这些讨论大都是围绕着可能发生的化学、生物和核恐怖主义袭击展开的，很少关于网络化恐怖主义的讨论。事实上，这是当时真正的“普遍看法”。

　　情报机构1995年公布的关于美国面临的外国恐怖主义威胁的评估报告说，恐怖分子试图利用生物或化学制剂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他们“更可能利用他们熟悉的极具毁灭性的常规武器发动袭击。”

　　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份评估报告还明确指出，最有可能出现的外国恐怖主义威胁源于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网络。该网络成员对美国深恶痛绝，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混在美国的穆斯林社区中，能够自由出入美国。该情报评估报告根据判断得出了一些关键性的结论：这个恐怖网络的成员最有可能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而且恐怖组织的日益壮大正“加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美国采取行动的能力”。它还突出强调了民航是最薄弱的环节，是最吸引恐怖分子的目标。

　　“基地”威胁汇报过

　　至于“9·11”调查委员会成员所指责的“基地”组织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一事，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情报界很早就意识到“基地”组织的威胁。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情局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本·拉丹的机构。中情局在无数文件中，在向高层决策者所作的汇报中，以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理查德·克拉克的反恐组织召开会议时，都提到它已经注意到“基地”组织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特尼特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说，中情局认定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是美国安全面临的头号威胁。

　　光有警告还不够

　　20世纪90年代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不是情报机构对我们面临的威胁一无所知，而是哪怕它们一再发出警告也不足以改变国家的首要任务。首先，国家情报机构作出的评估不是万能药，它既无法令情报界通过其他手段向决策者透露更多情报，也无法令政府增加新议程。经验表明，主要政策往往只有在实际灾难发生后才会改变。

　　第二个教训是美国公众需要更多了解国际恐怖主义的复杂性。特尼特可能会辞职，但是公众还应该重视他对“9·11”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他在作证时指出“光有警告而没有付诸行动的制度是不够的”。（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