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销商操纵摸奖非法获益4448万元,案情涉及17个城市,作弊行为暴露彩票发行体制和相关法律的缺失
“如果这个案子能及时曝 光的话,西安宝马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位参与“彩世塔案”辩护的律师说。
所谓“彩世塔案”,是指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承销彩票过程中作弊,摸回5806万元奖金的案件。
2002年11月,彩世塔案发江苏扬州,至今年3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 营罪”作出一审判决:“彩世塔”公司董事长张世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 4年,并处罚金2500万元;财务 总监裴秀萍(张世鹏之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 其他8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2 年到11年不等有期徒刑,另有 5名涉案人员被处罚金。彩世塔公司非法所得4448.8万元 (5806万元大奖奖金,扣除上 缴税金1161.1万元和购买彩 票的196万元费用后所余部分)被如数没收。此案在作弊方法上,和西安宝马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案件判决书显示:2001年 12月到2002年11月,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彩世塔”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广东、浙江、 上海、重庆、甘肃、辽宁、江苏 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 由此,案件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
深圳初试
2001年12月1日到9日,在全国即开型彩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深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活动创造了“售彩神话”,计划发行的1亿元彩票供 不应求,追加后实际发行1.9 亿元,打破了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1.5亿元的全国纪录。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此“神话”即告破灭:扬州警方查 明:深圳福利彩票文化周正是彩世塔作弊的开端。仅此一单,公司非法摸回的大奖奖金就高达1800万元。
张馨元,又名张小妹,兰 州人。 2001年11月底,张受同乡宫玲邀请,去往深圳摸奖。“摸 中一个大奖,给2万元报酬,摸不中,也提供来回的路费。”这 一条件令张动心,与她同下深圳的还有刘玉莲、曹蓉、朱卿霞等人。事后证明,在深圳市第一 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行前夕,共有7路人马同时从全国各地齐聚深圳,发出邀请者则均为彩世塔公司相关人员,宫玲只是其中之一。在深圳的一家宾馆,彩世塔公司的张秋海对摸奖者进 行了培训。
“和摸奖现场一样,桌子上放着一个用红布罩着的奖箱,透明的,上面小,下面大, 里面是银灰色的奖球。”据张馨元陈述,张秋海当时示范,桌子底下藏有磁铁, 奖箱中有100个奖球,但里面只有一个含有磁铁,这个球,一般情况会被吸引到奖箱的右下角。要求大家在摸的时 候,摸到那个有磁性的球。培训之外,彩世塔公司还统一为摸彩者制作了假身份证,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容易引起怀疑。
12月1日,深圳市福利彩票文化周如期举行。上述摸奖人用彩世塔公司提供的数万元资金购买了成箱的彩票。此次即开彩活动的规则是两次摸奖,获得入围彩票者上台摸奖,奖项从千元到50万元不等。事实上,入围彩票的出现概率较高,大约1万多张彩票里就有一张。扬州警方事后查明,有36 名摸中50万元大奖者,属于彩世塔人员的内线。而这36张入围彩票的获得,应是从所购彩票中刮出来的,并不违法。2001年12月4日,张馨元被彩世塔人员饶胜洲带到了 一个彩票销售现场,并被告知 会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张随即接到了这个电话,核实身份后,在现场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这个女人给了张馨元一张入围彩票,并吩咐张记住她的手记号码,手机一响即可上台摸奖。下午两点多钟,电话来了,张登上摸奖台,在她的前面还 有四五个排队摸奖的人,最后都摸中了小奖。轮到张时,台上共有6个摸奖箱,而此前见过面 的那个女人就站在2号球箱旁。女人把手按在球箱的右上角,并对张使了使眼色。张馨元摸了2号箱右上角的球,公证人员按球上的号码 摘下挂在墙上的对应奖袋,拿出里面的中奖证明,宣布张中 了一等奖50万元。“这时,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张馨元说。事后,张馨元、朱卿霞等三人各中1个50万元,每人获得2万元报酬。刘玉莲虽然也摸中50万元大奖,“但因为嘴巴不牢,只给了1万元”。而彩世塔公司人员张健联系的另一路10名摸奖者, 仅在12月1日到2日的两天时间里,就有9人摸中了50万元大奖。每中1个50万元大奖,上缴10万元的税收,剩下的40万元中,35万元给公司会计裴秀萍,张健自留下5万元。张总共留下45万元(因为买彩票的钱是张健自己支付的),他付给摸中50万元大奖的8人(其妻除外)各2万元。事后,“彩世塔”公司董事 长张世鹏向扬州警方承认,宫玲、张健及饶胜洲等人的操作 都出于他的指使。“具体联系人 是饶胜洲。摸奖所得进入裴秀 萍的个人账户,用于彩票发行。” 张世鹏当时还曾吩咐,具体作弊的事情由张秋海负责,“大奖不要摸得太多,心不要太黑,作弊得来的钱不要乱花”。 一个事实是,“彩世塔”所 安排的36名大奖获得者,造成 了大奖频出的外界印象,带动 了现场的氛围,最终造就了深 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的 “售彩神话”。
作弊方法的诞生
“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共设有10个彩票销 售现场,每个销售现场有不同的负责人,裴秀萍负总责, 联系各个点上应该摸的奖球 号码,以及安排何人在何时 上台摸奖等工作。”范玉杰事 后交代说。范是“彩世塔”总经理裴 福盛之妻,裴秀萍的嫂子。 彩票发行前一天,裴秀萍 才将作弊的具体方法告知范 玉杰。裴秀萍说,在奖球倒进 奖箱时,主要记住四角的奖球 号码,而其中一个奖球含有磁 铁,所以最好记住左下角的奖 球号码,然后把做有记号的大 奖的奖袋挂在对应的位置上。 再把要摸的奖球号码告诉她, 由她安排人去摸。这个办法的发明者是张 秋海,此人于2001年10月被张 世鹏邀至深圳。据称,张秋海 以赌博为生,经常到西双版 纳、缅甸赌钱。他与张世鹏十 年前就已结识。在深圳的宾馆里,张秋海用一个月时间研究出磁铁作 弊的方法。
“我用502胶水在半只乒 乓球里粘上2块米粒大的磁铁,再由饶胜洲到增城的乒乓 球厂加工成乒乓球。试验最后 得出结论,在5cm左右的范围 内,能够用大磁铁将乒乓球吸 引过来。”张秋海交代说。此后,张到增城订做 12000只乒乓球,其中140个乒 乓球里被粘上磁铁,然后,张 秋海、裴秀萍、饶胜洲、范玉杰 四人将买回的大磁铁粘在一 批桌子下面,再请木工在桌子 下面钉上一块三合板。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在 奖袋上做记号。张秋海和裴秀 萍两人事先约定,即用彩笔在 奖袋上画了一笔,使得装大奖 的奖袋号码和装有磁铁的奖 球号码对应。共做了150个奖 袋,每一组奖袋里放一个有记 号的奖袋。随后,这些做过手脚的桌 子和奖袋被运到封奖现场。
在封奖现场,深圳福彩中 心的和公证处的人员,以及张 世鹏、裴秀萍、张秋海、饶胜洲 和范玉杰等共同完成了封奖 袋的工作。“彩世塔”的人或者 直接将特等奖装进有记号的 奖袋,或者有意识地将做了记 号的奖袋递给公证人员装特 等奖,然后将特等奖的奖袋放 在箱子的最上面,由公证人员 贴上封条。“深圳这次,我给了张秋 海50万元。宫玲等联系人和 摸中大奖的人一样对待,摸 中一个大奖给一两万元的报 酬。饶胜洲没有,但公司计划 将来给他买房子,把他的户 口搞过来(指迁到深圳)。他 就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裴 秀萍交代说。广州三次得手 2001年12月28日到2002 年1月2日,“彩世塔”与广州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合作发行即 开彩。“在广州第一次发行彩票 是直接摘奖袋(即不需要摸奖 球)。受张秋海作弊手段的启 发,我们只需要在奖袋上做记 号就行了。具体操作是裴秀萍 和饶胜洲。”张世鹏交代说。此次发行共设了8个销售 场地。范玉杰负责海珠这个销 售点,范的责任是记住了大奖 球所挂的位置,并告诉裴秀 萍,然后由裴安排人摘奖。而张馨元与曹蓉于2001 年12月底也来到到广州,但这 次不是摸奖,而是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挂奖袋。 “(裴秀萍)摸出两个看 上去一样的奖袋给我看,奖 袋上就是一个娃娃的头像。 问我有什么不同,我看了半 天没看出来。裴姐说,你仔细 看看,娃娃耳朵上有个白点。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奖袋 上的娃娃,耳朵上确实有一 个白点。她说有白点的奖袋 就是一等奖。让我明天和公 证处的工作人员挂奖袋的时 候,把它找出来挂好,然后打 电话告诉她这个奖袋的位 置。”张馨元说。第二天在销售现场。张馨 元在第120号奖袋上发现了记号。“我当时觉得120号容易被 人摘走,就把它换到95号,然 后告诉宫玲”。这次销售活动中,范红岩 等人摸中大奖奖金520万元, 每人获得1万元的报酬。2002年4月4日到4月8日, “彩世塔”与广州福彩中心再 次合作。大约在3月26日,裴福 盛、裴秀萍、饶胜洲和广州福 彩中心、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在广州福利彩票中心会议室 里封奖袋,由于奖袋没来得及 做记号就已经运到福彩中心, 裴福盛等人只好将10个做了 记号的奖袋带进去调换。“在 封奖袋时,趁人不注意,放了 进去”。“装50万元大奖时,是公证 处的人员装的,我和饶胜洲将 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了公证人 员,就成功了。这次发行也是直 接摘取奖袋。”裴福盛说。
警方事后查明,“彩世塔” 在广州先后3次协助发行即开 彩,第一次计划发行1亿元,实 际销售不到7千万。第二次计 划发行3千万元,实际销售1千 多万元。第三次是2002年9月 26日到10月2日,计划发行1亿 元,实际销售约6千万元。这3 次售彩过程中,“彩世塔”均有 作弊行为,共摸中大奖奖金 1470万元。
“四角定位法”
几乎和广州首次销售彩 票的时间相同,“彩世塔”在浙 江绍兴承销了体育彩票。绍兴的规则与深圳相同, 是二次入围。此时,裴福盛发 明了更为稳妥的作弊手 法———“四角定位法” “彩世塔”人员侯树辰事 后交代说,奖球箱的每个侧面 都呈梯形,上面小,下面大,这 种设计的好处是,奖球倒进去 之后,四个角上的奖球被搅动 的几率很小。奖箱是透明的, 从外面很容易看到四角的奖 球号码。彩票销售前,公证人员和 “彩世塔”的员工共同把奖球 倒进箱子里,这样,“彩世塔” 的人在装球时记住四角的奖 球号码,然后像在深圳一样, 设法大奖装入对应的奖袋。而摸奖时,奖箱外面罩上 红布,别人也就看不到里面。 一个关键环节是,奖箱的 这种设计“应该是公司高层与 彩票中心的人商量的”。侯树辰交代,大奖袋、信 封、大奖说明书、奖球、奖球箱 等,都是“彩世塔”委托他人制作 的,并由公司保管,在发行彩票 之前,由该公司带入封奖现场。 绍兴此次体育彩票销售, “彩世塔”用“四角定位法”摸 回200万元大奖奖金,此后,该 办法被广泛用于公司在各地 的作弊行为。据记者进一步了解,在与 彩票发行部门的合作中,“彩 世塔”甚至能够参与制订彩票 设奖方案。深圳、无锡等地彩 票中心与“彩世塔”签定的协 议书均明确规定,由“彩世塔” 提出设奖方案和计划安排,经 省级彩票发行中心报省级财 政部门审批。据裴福盛供述,2002年6 月1日到10日,“彩世塔”在重 庆发行福利彩票,此前,重庆 方面自己设计了一个封奖方 案。方案是先把中奖证明折好 搅乱,再装进信封搅乱,最后 再装入奖袋搅乱。“实行这个方案,就根本 无法操纵了。另外,重庆市场 不好,我们在重庆投资很大, 如果不操纵大奖,肯定亏。后 来我就苦思冥想,要把重庆自 己的方案推翻。后来我想了一 套方案。”裴福盛说。裴的方案是,修改封奖程 序和现场操作规则,封奖程序 是“按组但有秩序的装,先装 小奖,后装大奖,装好后再搅 乱”,“现场操作规则,我加了 一个摸奖箱,先摸球,再摘奖 袋”。接下来就是引导重庆方 面接受这些修改方案。通过裴 的“演示、引导”,重庆方面终 于接受了裴的方案。 结果,“彩世塔”重庆封奖 作弊成功,摸回240万元大奖。
案发扬州
2002年10月31日到11月7 日,“彩世塔”到扬州承销体育 彩票,并随后于此间案发。 10月28日,裴福盛赶到扬 州。次日,在扬州市体育局会 议室里封奖袋,虽有公证处 的、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 等人在场,裴福盛还是成功做 了手脚。扬州的此次发行有2个销 售点,分别是扬州市体育场和 仪征市体育场。11月1日,裴福 盛负责仪征,侯树辰负责扬州。 “31日晚上,奖袋要收回 来,扬州体育场是侯树辰收 的,他把15万元的奖袋放在最 下面,后来告诉我了。我在仪 征也是将50万大奖放在最下 面,并告诉了侯树辰。”裴福盛 交代说。此次作弊由李春风(裴福 盛的外甥)负责买彩票和刮入 围彩票,而摸奖的人是一个叫 做陈丽珠的无锡女人联系的。 10月30日,陈就带了2人赶到 无锡,由李春风接头,并进行 培训。但这2人已经在10月31 日使用了,所以裴福盛让陈重 新物色人,而陈只带来一人, 但大奖还剩下两个。此时,裴 福盛想到了牟泽容。牟泽容,仪征市人。之前 的10月2日,与裴在常州大酒 店结识。11月2日,李春风在扬州 对牟泽容进行了培训。当日中 午12点左右,裴和侯树辰联 系,侯称销售情况不好。裴“心 里很烦,就打算出50万元大 奖,刺激一下。”11月3日11点之前,牟被 带到仪征。在侯树辰的操纵 下,中了50万元大奖,当场领 走了支票。但牟下台后,却打 的跑掉了。裴打电话给牟,对 方不接,并关了手机。李春风 曾带人找到牟泽容的家,但没 有找到牟本人。11月4日,裴给牟发了一 个手机短信,内容是“请主动 回来,否则后悔莫及”。后来, 裴打通了牟的电话,此时,牟 要求裴给10万元报酬,“否则 太亏了”。但裴说最多只能给6 万元,牟说那就再商量一下。 此后,裴就没有再打通牟的手 机,直到被抓。最后,牟泽容选择了向仪 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 “彩世塔”就此案发。一位参与此案辩护的律 师称,该案涉及的地区广泛, 参与的人那么多,案发是必然 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张世鹏传奇
2002年11月,“彩世塔”——— 这个以中国彩票业“巨人”为 目标的公司轰然倒塌。张世鹏 这个在彩票市场摸爬滚打了 十几年的传奇人物,走上了法 庭的被告席。中国彩票业于1987年起 步,1988年后,兴起了实物设 奖和“大奖组”集中销售的方 式。1990年前后,全国很多企 业甚至个人发行有奖销售的 变相彩票。1991年夏天,张世 鹏开始从事有奖销售活动。两 年后张成为百万富翁,坐上了 夏利轿车。1993年12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 布并实施,有奖销售的变相彩 票被勒令禁止。因此,1994年, 张走上协助政府发行彩票的 道路。此后,张利用“大奖组”销 售模式,从河北转战到河南, 并在河南郑州,以2天销售彩 票1000万元的成绩,第一次打 破全国纪录,并使河南福利彩 票年销售量从1994年的5000 万元,奇迹般地上升到1995年 的4.2亿元,一跃成为1995年 的全国之首。1996年初,张有 了千万身家。这一年,张激流勇退,退 出彩票业,全家移居深圳。在 深圳,张每天到股票大户室炒 股,不久感到生活乏味,遂于 一年后重出江湖。
1998年10月,张在广州的 花都市、芳村区搞“四点联销”, 5天销售9000万元,在国内引起 极大的轰动,并使芳村这个10 年彩票销售总量不足400万元 的区,一次销售彩票7400万元。紧接着,张组织广州番禺 “两点联销”活动,3天销售彩 票1.1亿元,使中国彩票史上 从此有了“亿元巨奖组”这个 名词。1999年1月,在广州天河, 单点5天销售彩票9200万元, 至今保持全国实物设奖单点 销售纪录。同月,张在宁波无 偿协助政府“两点联销,现金 设奖”,2天销售彩票5000万 元,在业内传为佳话。就在张世鹏获得种种“高 峰体验”的同时,“大奖组”销 售方式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 成功。据统计,到1999年,全国 几乎80%的彩票销量是采用 “实物设奖”和“大奖组”销售 模式取得的。但同时亦暴露出 突出的问题:奖品质次价高, 坑害彩民利益。知情者透露,张世鹏在庭 审时称,起诉书上指控“诈骗 作案20起,骗取资金5801万 元”都太少了。他说,自己从事 彩票业十几年,从有奖销售到 实物设奖,至少组织了200起 彩票销售活动,在这200起中, “我或多或少的都损害了彩民 的利益,我隐瞒事实真相,奖 品不抵设奖价格”,因此“应当 指控诈骗作案200起,骗取奖 金上亿元”。承销商独当风险
2000年4月1日,财政部终 于下发文件取消彩票实物设 奖,实行现金设奖。实物设奖方式的取消,尤 其是电脑彩票的开通,即开型 彩票唱主角的局面逐渐让位 给电脑彩票。2001年全国即开 型彩票的总销售额不足10亿 元,而全国即开型体育彩票的 销售额仅占体育彩票总销售 额的5%左右。在即开型彩票似乎走向 穷途末路之时,彩票承销商遭 到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打 击。2002年,国家将即开型彩票发行成本从原来的20%降 为15%,从此,发行彩票有了 “亏本”的现象。相关的一个背景是:省市 彩票发行中心在实际操作中 扮演着彩票“批发商”的角色, 而这个“批发商”不花一分钱 成本,却可以获得利润。“很少有体育局或者是政 府机构自己发行彩票,一般都 是默认承包商来发行。有的甚 至是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 形式对外委托销售,不管卖多 卖少,彩票中心到时候只管提 成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风 险就都推到了承销商身上。” 扬州福利彩票中心主任此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此,张世鹏在庭审时的 一个说法是:政府部门的专业 人才越做越业余,公司的业余 人才越做越专业。
2002年8月9日到14日,“彩 世塔”在甘肃兰州市销售福利 彩票,并于8月16日到18日,在 甘肃白银市销售福利彩票。“彩 世塔”在这两次销售活动中,通 过作弊,共摸中55万元大奖,但 最后还是亏损15万元。根据国家规定,彩票发行 的50%用于返奖,35%为公益 金,15%为发行费用。扣除3% 的彩票印刷费,还剩下12%。 其中,省市两级彩票中心各留 1%。承销商一般可得彩票销 售额的8%到10%,或者更低, 然而他们也要承担彩票发行 的所有费用和经济风险。2001年12月23日,“彩世 塔”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签订合同,约定2001年12月28 日到2002年1月2日,举办广州 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由 “彩世塔”承销发行彩票。“彩 世塔”承担整个彩票销售活动 的经济风险。“提供活动所需 经费,包括广告费、场地费、搭 建、布置、水电”,销售人员劳 务费、协调费等等。这份合同对发行费有一 个详细的预计,内容如下: 1、广告宣传费:5%(预计 300万元,包括报纸、电视和户 外宣传单等)。2、场地费:1.5%(预计90 万元,包括场地使用、搭建及 布置)。3、协调费:1.5%,其中1% 给各民政局及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的劳务费,0.5%为现场工 作人员的补助(公安、公证、保 安、银行,以及现场其他人员)。 4、销售人员费用:2%。四项相加为彩票销售所 得的10%,严格按照这个预 算,“彩世塔”完全无利可图, 而福彩中心所享受的“1%发 行费收益”是固定不变的。调查发现,如果不计算作 弊产生的大奖收入,“彩世塔” 从深圳开始到扬州案发,将累 计亏损1500万元左右。其中兰 州、白银两地亏损15万元左 右,绍兴亏损近200万元。2002年,“彩世塔”在南京 承销彩票时,因为销售太差而 没有操作大奖,“如果我们自己 再把大奖弄回来,等于自己拿 自己的钱,还要交20%的税收”。
新规则的代价
2000年6月,张世鹏重新 组建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 元,张世鹏持股80%,裴秀萍、 张士东(张世鹏的胞弟)各持 股10%,据知情人透露,实际出 资人是张世鹏和裴秀萍夫妇。 张在庭审时称,当时公司拥有 的资金约为三四千万元。此时,“彩世塔”在深圳的 著名的地王大厦51层开始招 兵买马,想在即开型彩票萎靡 之时,探索“网点销售,电视开 奖”的模式。这个模式,中国福利彩票 中心1996年曾在青岛和广西 试点,但均告失败。1998年,该 模式在上海试点成功,于是中 国福彩中心于1999年4月全国 推广,但均告失败,此后上海 也无法维持。2000年8月,尝试新模式 的“彩世塔”也难逃厄运,兵败 青岛,亏损300万元。同年10 月,浙江的再次探索令公司陷 入困境,42天的时间亏损近 2000万元之巨。为了补充“元气”,“彩世 塔”走上了作弊之路。另据张世鹏透露,在深圳 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 办期间,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 厅长和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主任一行5人曾专程赶到 深圳,想让“彩世塔”买断浙江 电脑福利彩票的系统、设备和 8年经营权,价格为3500万元。 张世鹏称,那时“彩世塔”只有 千万元的现金流,8年经营权 的诱惑构成了其作弊行为的 另一动机。“彩世塔案”办案检察官 认为,“彩世塔”之所以能够屡 屡得逞,主要是彩票发行部门 对彩票销售疏于监管,甚至放 任自流,为承销商操纵开奖、 欺诈彩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另外,彩票销售现场虽有公证 机关临场监督,但并没有起到 应有的监督作用。“但彩票发行主体应当承 担何种责任,法律未作规定。” 一位办案检察官说。诈骗罪起诉 非法经营结案
2003年9月24日,扬州市 中级人民检察院就“彩世塔 案”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在起诉书中,扬州市中 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张世鹏、 裴秀萍、裴福盛等人的行为, 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 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 被告人张世鹏、裴秀萍、裴福 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是主犯,其他12名被告是 从犯。但张世鹏的辩护人、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 会主任田文昌认为,张世鹏等 人的行为属于“彩世塔”公司 行为,而非自然人之间的共同 行为。因为做出摸回大奖决定 的是“彩世塔”的董事长、总经 理、财务总监等人,带有明显 的公司意志,摸中的奖金都用 于公司继续发行彩票。而这属 于典型的单位行为。田文昌称,“彩世塔”操纵 大奖的行为也不具有普通诈 骗罪的特征。诈骗罪的基本特 征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 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交出 财物,而这种行为方式则又决 定了被害对象也是明确和特 定的。但“彩世塔”的发行彩票 活动是真实的,彩票是由国家 发行的,“彩世塔”公司依法设 立,其承销彩票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协 议。该公司在销售彩票过程 中,并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各 种级别的奖金也都是真实存 在的。另外,该案中的侵犯对象 是入围彩民的中奖机会,这个 对象是不确定的,所以也不合 诈骗罪的特征。
在庭审期间,15名被告的 辩护人都一致认为,“彩世塔” 的行为属于行业舞弊,因为, “彩世塔”没有提供虚假信息, 只是在交易中,以不正当的手 段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侵犯 的是行业规则和“市场经济秩 序”,所以“应当依据彩票管理 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做出相 应的处罚”。而裴秀萍的辩护人、北 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天槐表示,彩票发行在我国 尚属新兴行业,到目前为止, 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这种现状对于规范和处罚该 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造 成一定困难。
“民政部、体育总局和财 政部的行政规章,对于参与彩 票零售、代销业务的企业资质 没有严格规定,对于企业与彩 票中心合作或协作的方式,企 业参与的阶段没有禁止性规 定。因此,各地彩票中心与‘彩 世塔’签订的协议中,均没有 禁止该公司参与奖袋封装程 序和现场操作,因此,‘彩世 塔’有关人员参与了封装奖 袋、悬挂奖袋、现场操作的全 部过程。”王天槐说。王天槐称,“彩世塔”的行 为正是利用了规范和管理上 的盲区,“简单地说是钻了法 律和管理的空子”。2004年3月25日,扬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 审判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显然采纳了辩护人的两点意 见,即判定“彩世塔”的行为不 属于诈骗罪;作弊行为不是自 然人之间的共同犯罪,而是单 位行为。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 票的立法,但国务院相关规范 性文件中强调,“对违反规定 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 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 任”,同时,经国务院授权,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民 政部、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 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 定。“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 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 业的管理规定”。而“被告人的 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在经营 过程中采取不法经营手段,从 中非法牟利,情节特别严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 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 经营活动”。因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最终判决15人构成非法经营 罪。但被告人认为,彩票只能由 国家发行,“彩世塔”只是协助 发行,而且在承销之前,双方签 订严格的合同。所以“彩世塔” 的行为不是“非法经营”。据此,所有被告均不服上 述判决,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采写 南方都市报记者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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