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胜

　　　 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胜利60周年的庆典活动，比往年平添了一层意义。东道主法国向德国发出邀请，当年战争中的“反角”德国接受邀请，表明双方经过多年反思历史之后，已经走出了二战阴影，其中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对于德国来说，能够坦然出席“庆祝”自己战败的庆典，尤为不易，可以说是经过了长期磨砺后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回想1984年，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在谈到是否参加诺曼底登陆40周年庆典时这样说：“一位德国总理没有理由庆祝别人取胜的战斗，而且在那场战斗中数以千计的德国人阵亡。”显然，那时的德国民众面对昨日的伤痛还无法释然，“诺曼底”仍是德国人心头的一块伤疤。10年后的1994年，尽管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功勋卓著，由于各种原因，诺曼底登陆50周年庆典上仍然难觅德国人的身影。

　　　 这一状况终于在施罗德时代宣告结束。1998年，施氏成为德国战后首位没有二战经历的总理———据说，诺曼底登陆时施罗德还只是个两个月大的婴儿。施氏的上台意味着又一代德国人的崛起。这一代人经历比较单纯，没有历史包袱，因而可以更为理性地对待历史。民意调查也显示，70％的德国人支持施罗德参加今年的诺曼底登陆庆典。而施罗德本人，除了对德国二战时的所作所为表示“羞愧”外，还盛赞诺曼底登陆的“D日”是“令人感激的一天，自由的赢得始于那里”。据报道，新近德国电视二台播放的一部关于诺曼底登陆的5集纪录片，片名就叫《解放》。这表明，德国的主流民意已经完成了对于二战历史的反思过程，并将自己彻底置于正义的立场上。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施罗德参加今年的诺曼底登陆庆典，可谓水到渠成。

　　　 德国“凤凰涅?”式的自我更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称赞。英国路透社近日发表评论说，“现在的德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今天，已经不再有多少欧洲人对德国曾经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倒是德国人自己牢记那段历史，不断提高反思与批判的层次和深度。可以说，双方的姿态都很高。这里的关键是：施害者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有一个公正的认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曾以下跪来向波兰人民谢罪。试想，当位居一国之尊的总理跪在你面前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逢一笑泯恩仇”呢？另一方面，作为受害者，法国能够邀请昔日的敌人与自己同台观礼，同样需要胸怀与气度。今天，当希拉克与施罗德并坐一起品茗观礼的时候，不管是希拉克回味当年胜利的喜悦，还是施罗德平静地回顾德国那段曾经的伤心史，两人已看不出有什么不自在。其中的涵义，正如施罗德自己所说，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标志着欧洲和解的最终完成。

　　　 亚洲的二战历史与欧洲有相似之处，都经历过一个法西斯国家对周边诸国的残害。但亚洲的现实，却远不如欧洲那样尽如人意。如果说诺曼底登陆庆典意味着欧洲大和解的最终完成，那么，亚洲的和解庆典目前还无法预见年月。甚至，双方离和解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事双方都应反思。而作为事件始作俑者的日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欧洲，“盟国”宽容与大度的前提，是德国对自己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仇结”解开的关键，是施害者对自己的过错有个公正“说法”。这方面，日本显然还欠缺很多。当日本人埋怨亚洲近邻“纠缠”历史的时候，他们更应该看看今天的德国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的；当日本的首相们对亚洲人民说“反省”之后便溜进靖国神社参神拜鬼的时候，他们更应想到跪在受害者墓碑前的那个德国老人；当某些日本国民强调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作为减轻责任的借口时，他们是否知道，科尔的兄弟与施罗德的父亲在二战中一伤一死，两人却没有因此为德国开脱责任；而当施罗德参加“庆祝”德国战败的庆典并将这一天称为“解放日”的时候，日本还在忙着修改本已有失公正的教科书，将投降日不置可否地称为“终战日”。以这样的作为，怎能奢望亚洲人民“忘记历史”呢？

　　　 欧洲各国走向和解的过程与方式，对于今天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历史怪圈中的亚洲各国，显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