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权力性暴力拆迁”与“沈阳黑色性暴力拆迁”引起了全国的公愤。原因之一，两地的一些权力者将“亲民”篡改成了“亲商”。

　　广义地说，“商”也是“民”中的一份，亦属于“民”的范畴，但一到了狭义意义上的“商”，与“民”就不完全一样了，“民”是指无权无势无钱的普通老百姓，“商”很有钱的（有的或许还有势），前者是“极大多数”，后者则是“极少数”，“商”也就不能等同于“民”了。

　　“商”能不能“亲”？当然能，但得有一个前提，即不能“弃民亲商”，更不能“损民亲商”。“商”能不能“富”？当然能“富”，而且能“先富”，也得有一个前提，即只能是“劳动致富”，而不能“损民而富”。

　　但是，现实社会中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打破了理论上的这种可能性：一部分“商”富得出奇，富得流油，不是“一般的富”，而是“暴富”，不是靠“劳动致富”，而是靠“权钱交易致富”，靠“侵吞国家财产、社会财产、集体财产致富”，靠“剥削普通老百姓致富”。

　　所以，在当今社会中出现“富的极富，贫的极贫”现象。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

　　所以，在中国也出现了“20%的富人掌握了80%的财富”的这类财富分配规律；

　　所以，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所以，“弱势群体”——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尤其是土地被非法占用的失地农民）、进城“打工仔”——成了当今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小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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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的利益分配走向的確是出了问题，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新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说明了改革的利益、改革的成果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基石正在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侵蚀……总之一句话，听任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就会动摇共和国的基础，而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什么原因所致？依我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域的权力者将“亲民”变成了“亲商”，“嘉禾权力性暴力拆迁”与“沈阳黑色性暴力拆迁”就是一些地方权力者奉行赤裸裸的“亲商”的“单边主义”的典型。

　　譬如，在嘉禾，原来的标准价地价应该是每平方米808元，但是嘉禾权力者“亲商”的结果是，实际“转让”到了“开发商”手里只有每平米30元；经过专家的计算，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国家收税要达到千万以上，但是，嘉禾权力者“亲商”的结果（嘉禾县和“开发商”之间的合同上写着的）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税收包干征收50万元。然而嘉禾的权力者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呢？却是“狰狞”得很那！而在沈阳，面对“开发商”肆无忌惮地、动用“黑帮式暴力”对付普通被拆迁户，沈阳的权力者患上了居然长达近一个月的“集体失语症”和“集体聋哑症”，的確是那样，如果没有当地“权力者”的默许、怂恿，在刚刚枪毙了黑帮头子刘涌的沈阳，那些黒了心“开发商”能有这样的“豹子胆”？

　　为什么一些地方权力者对“民”对“商”的态度如此爱憎分明？我想，原因很复杂，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利益驱动”：即“有权人”和“有钱人”在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下“共同致富”。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主义”到了一些地方权力者手中就变成了“权为商所用、情为商所系、利为商所谋”，“执政为民”变成了“执政为商”。

　　“亲民”还是“亲商”，两者似乎只有“一字之差”，然而我们决不能小视这个“一字之差”，它是一个执政党为谁执政的根本理念之差，正是由一些权力者这个的“一字之差”，引发了中国当今的许多社会问题和许多社会矛盾。

　　在“亲民”还是“亲商”这个根本问题上，“嘉禾的权力性暴力拆迁”与“沈阳的黑色性暴力拆迁”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