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记者在浙江绍兴一家黄酒生产企业采访时发现，本来是以稻米、小麦等为主要原料，采用独特工艺进行发酵而成的黄酒，在那里是用自来水加酒精勾兑出来的，为了把兑了自来水后淡而无味的酒调出味道来，还要加入各种各样的添加剂。虽然只是个别厂家的行为，但是消息既出，还是严重影响了绍兴酒的声誉。

　　资料显示，绍兴酒是我国名酒中最古老的品种。老到什么程度呢？《吕氏春秋》就已有记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这么一算，得有3000年了。绍兴黄酒酒度不高，但酒性柔和，色香味别具一格，含有十几种营养成分，对人体有滋补作用，既是饮料酒，又可作料酒，用作烹饪，还能避腥添味，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烹调佳品。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梁章钜《浪迹续谈》载，清朝时有一些人瞧不起绍兴，认为“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一个是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绍兴师爷们“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另一个是绍兴土话，非常难懂，却也到处行得通，至于当地“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再一个就是绍兴酒，“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新疆绝域”。按梁章钜的观点，前两点大行其道还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而“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抵抗”，并且酒销得越远，说明品质越好，“盖非致佳者亦不能行远”。他分析原因，就在于绍兴的水“最宜酒”，不然怎么换个地方，同样由绍兴人制酿，“味即远逊”呢。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一位烹饪专家，非常好吃，也懂得吃。他著有《随园食单》一书，详细记述了自我国18世纪中叶上溯到14世纪的326种菜肴饭点，大至山珍海味，小至一粥一饭，无所不包，是我国饮馔食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袁枚自称性不近酒但深知酒味，比方对绍兴酒与烧酒，他有一个类比：绍兴酒堪称循吏或名士，而烧酒“乃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因为烧酒性烈，“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但他同时认为：“烧酒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就光棍变为良民。”对绍兴酒，他是这么说的：“绍兴酒如清官循吏，不掺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他特别强调，“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掺水者亦不能过五年”。这后一句似乎在说，绍兴酒掺水同样是有历史渊源的。鲁迅《孔乙己》里面那个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开始就是专司往酒里掺水的，不过因为短衣主顾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但昔日的掺水，大抵没有央视记者披露的这般恶劣、这般触目惊心吧。

　　袁枚如此推崇绍兴酒，但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酒类名列第一的却是金坛于酒，依次是德州卢酒、四川郫筒酒等。绍酒没排上，惹得梁章钜老大不高兴，认为袁枚“仍不免标榜达官之故态”。为什么上升到这种讥讽的高度？不很清楚。对于酒和卢酒，梁章钜没说什么，但他对郫筒酒名列酒之“探花”，先给袁枚再扣了顶“未免依附古人之陋习”的大帽子，再道出他之所以不屑一顾：“据称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然则竟饮梨汁蔗浆可矣，又奚烦饮酒乎？”他进一步理论道：“大凡酒以水为质，而必借他物以出之，又必变他物之本味，以成酒之精英，即如酿米为酒，而但求饮之者如饭汁粥汤，不知其为酒，可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倘梁章钜生在今日，必是不错的时评家。但梁氏为维护绍兴酒的地位而不惜开罪袁大才子，大抵确实出于对绍兴酒本身的热爱，因为他是福建人，决没有故土情结掺杂在内。

　　绍兴酒早已成为绍兴的一张名片，并于2000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原产地保护产品。按照世贸组织《原产地规则协议》等多边贸易规则，得到本国原产地标记保护，其它国家就有对其加以保护的义务。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国际通行做法，可促进我国出口商品国际名牌的快速成长，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现在来看，标志易得，保护实难。金华火腿是浙江省第五个获得原产地保护的产品，但一些厂家用“新工艺”做出来的火腿连苍蝇都不敢往前凑，1200年的声誉不也就自己毁了吗？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