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从今年9月1日起，浙江各中小学将不得开除学生和勒令学生退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学校不得取消其学籍；处分学生要开听证会；处分撤销后，学校需及时将处分记录从学生个人档案中撤出。

　　对此，人们普遍叫好，其基本理由是：这是学生教育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回归。即使偶尔有不同声音，只是在操作层面存在分歧，主张多一些配套措施，但对这一规则和管理办法本身并没有异议。更有评论者提出，不仅浙江中小学应该遵循这一管理逻辑，全国中小学也应该遵循这一管理逻辑；不仅全国中小学应该遵循这一管理逻辑，全国所有大学也应该遵循这一管理逻辑。

　　在学校领域，学生的权利向来极少得到保护，学校管理部门从来都是强势群体，这一规定和办法的意义当然重大。

　　虽然如此，我仍然对这一管理办法有所顾虑，我害怕它矫枉过正。其实，授予学生这一“绝对权利”既不是现实的考虑，也没有理论的依据。正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权利”。即使西方政治哲学家所强调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这些不受侵犯的权利，其自身也是有限度的。假如一个人杀害了其他人，我们能够以他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使它免于死刑的制裁呢？我想其中道理没人不明白。

　　事实上，“绝对权利”之所以不存在，或者说，权利是有限度的，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权利本身具有相互信赖性，过多给予某一方权利，就是限制其他方的权利。正如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一样，权利也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关系中。就拿学校的例子来说，不仅被开除的学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其他学生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学生拥有教育权利和公民权利，学校也有自主权利和管理权利。我们允许对其他学生正常教育造成影响的学生接受教育，是不是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呢？我们允许学生拥有“绝对权利”，是不是对学校不公平呢？

　　而法律和政策的作用就是对这些权利之间进行平衡，正是在这种平衡中，各方的权利得到了维护。美国宪法并没有授予人民什么过多的权利，只是分别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公众的权利进行了规定，这样形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利的制约与均衡，结果不仅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这样看来，保障某一方的权利，并不需要授予这一方“绝对权利”；相反，通过授予双方平衡的权利，使每一方在势均力敌中维护自身权利。

　　二是权利仅仅是人们价值诉求之一，除了权利的价值之外，还有其他价值追求。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事物，不能使用单一标准一样；同样，我们追求的价值，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价值。在我看来，除了权利的价值之外，至少还有效率的价值，契约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从效率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有利于改善学校和学生的总体福利？从契约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使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契约不具有对等性，是否违反了契约自由和契约公正原则？从自由的角度看，这项规定和管理办法是否违反了学校自由经营管理的权利？

　　同样，法律和政策的作用就是在这些价值追求之间进行平衡。我们不可能通过追求某一价值的最大化来损害其他价值追求，现实的结果应该是多种价值平衡的结果。正是通过多种价值的平衡和组合，我们改善了自身的福利，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拥有了更多的公正。

　　今日社评·特约评论员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