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桌上放着一篇他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朱穆之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朱穆之社长从我手中接过稿子看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振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在总理值班室，我还亲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巨款的事件。

　　记得那是1960年春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说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章的批件从中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他们要核实一下。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凭我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了解，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当时脱口就回答：“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文件，请你们马上把那份批件送来。”对方一听就着急了，忙说：“可他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签条，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我一听，更离谱了，这么多年，周总理从来就没曾给什么人写过条子让到中行去取现金，这事肯定有问题，没准是遇上骗子了。

　　“钱给了吗？”我着急地问。一听对方说钱已出库，我连忙说：“坏了，你们等我汇报后再回电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向办公室主任汇报这件事，然后又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从来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提现金的事———因为按照常规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请公安部马上追查，绝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周总理下了指示。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给中行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请他们把那件“总理批示”尽快送到公安部去检验查对。因为事关重大，我能感觉得到，对方接电话时紧张得语调都有点打颤。

　　庆幸的是，这个案子没几天就破了。那个胆大包天的作案人原来是外贸部的一个职员，曾经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签名，他在外面刻了一个总理办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总理笔迹签字后去作案，中行的人一时没认出来，居然让他得逞了。那人取钱以后将钱装在两个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车上驮走了。捉他归案那天，公安人员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万元现金。

　　这件事过去好久，有一次我去总理办公室送文件，周总理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就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待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