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授级医生月薪不足四千元，与后勤人员同吃“大锅饭”；“高压力、低收入”迫使年轻一族转行

　　“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比例了。”

　　6月11日，26岁的裴韬正式向院方递交辞职报告。

　　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98级临床专业本科生，裴此前在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工作不到一年，但“收入太低，工作量惊人”，即便晋升到最高级别———主任医师，合法的账面收入也难过4000元。

　　因此，裴韬决定放弃曾梦寐以求的医师职业，改行做医疗保险。

　　医生转行年轻化

　　“医学本科生一般要学5年，毕业后几年内，每月就1000多元的收入，你说他们能守得住这份清贫吗？”

　　5月24日早8时至次日早8时，裴韬值班24小时，交班时，他所在的外科突然接到一个手术，协调完成手术，已是中午11时。

　　“回到宿舍时人都快散架了。”裴韬说，他每天必须7点多到医院，最早也要17点才下班。

　　而如此付出换来的收入每月不过千元左右。“一个月工资就700元，最少时奖金才160元，上个月加到500元。”

　　目前，裴韬的54名同班同学在医院工作的只剩30人。在裴辞去三甲医院职务的同时，他的4名同学也开始寻找“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新职业。

　　事实上，在国内房价最高的城市上海，年轻人拒绝从医的现象已开始受到关注。

　　“我们每年要进30名医护人员，但到了年底又基本持平了，医生转行有年轻化趋势。”徐汇中心医院院长朱建民说。

　　上海曙光医院主任医师郑舜华则对这种选择表示理解：“医学本科生一般要学5年，毕业后几年内，每月就1000多元的收入，你说他们能守得住这份清贫吗？”

　　在次一等的二级医院，人员流失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浦东长航医院该院院长助理翟华披露，去年的一个月内，医院有7个医生和护士辞职。

　　裴韬说，他的同学从医院出来后，大多会选择进入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企业。“毕竟有5年的专业学习，对这些行业比一般人要懂得多。”而他自己选择医疗保险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有人担心，医疗队伍会否因此出现断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一位负责人认为，很多二级医院现有人才的学历和专业水平，与医院应有的水平相距甚远。

　　这位负责人透露，到2002年年底，该中心持有本科学历的医生占21.21%，而持大专和中专文凭的医生各占39%。作为二级甲等医院，该院整体学术水平在同类医院中处于中等水平。

　　一位医学博士的生存困境

　　孟炜从未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知同事。同科室的一位医生说，主任的手机从来不开，她还在用传呼机。

　　6月4日上午，七八名医护人员挤在孟炜的妇科主任办公室内，孟高挑的个头在人群中分外醒目，说话时有浓重的东北口音。

　　2000年年初，孟炜被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从东北“挖”到上海。院方公开资料对这位48岁的医学博士作出描述：擅长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妇科疾病。记者通过网络搜索也查到多篇由她撰写的论文。

　　“四年了，我每月收入从未超过4000。”孟炜说。这位正教授级医生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两部分，其中工资应发2300余元，扣除失业金、医保金、公积金、养老金等，实发数就2100元，奖金按工作量结算，每月也就1000多元。

　　孟炜的丈夫至今还在东北工作，她与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同住上海。因单位不提供住房，房租、水电费以及日常开支每月要1000多元；而女儿一年开销在1.5万元左右。因此，她担心女儿考上大学后，“家用会更紧”。

　　一个细节是，孟炜从未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知同事。同科室的一位医生说，主任的手机从来不开，她还在用传呼机。

　　医院“挖”人之初，曾承诺给孟炜提供15万元的安家费，但四年后此事已无人提及。6月8日，孟所在医院党办的一位负责人就此表示：“现在医院也有难处，应该理解。”

　　上海曙光医院主任医师郑舜华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医院也有数位博士有此遭遇，另一位博士获得8万元安家费，则是因其申请到一个国家科研项目，“但这点钱在上海能做什么？”

　　岳阳医院肛肠科主任孙建华，夫妇两人都是医生，一年的账面总收入为7万元左右，上大学的女儿一年开销为2万元，余下的5万元维持家庭正常支出。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这样的收入有些寒碜。”孙建华提到，与自己同级别的一位复旦大学副教授，年收入在6万至8万元，“但他们一年却有两个长假。”

　　除了核定的医疗任务，孟炜也带了5个研究生，有课题研究和教学任务。在大学上一堂课15元，30%留给科室再分配，“回报几乎为零。”

　　医疗费用分配之惑

　　一位妇科副主任医师将自己和医院药房包药师的工资条作了对比：两人工资分别为1782.75元和1614.83元，但包药师的奖金高于医生叶林(化名)是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主任医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完成一个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共收手术费1200元，住院费预计3万元。这包括主刀医生、助本报记者罗昌平上海报道

　　手、护士以及麻醉师的劳动，以及手术所用材料的费用。“扣除药费、假体费用以及器械的折旧费，留到我科里的最后收入大约2300元。”叶林说。

　　据他介绍，医疗价格共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药品，二是医用消耗品、器材的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其中，药品、消耗品、器材占到绝大部分，“而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基本没有体现。”曙光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科室做一例心脏病手术，费用大致为5万元，其中科室收取的手术费仅2000元，相当于总费用的1/20。

　　这位医师提供了一个类比例子，在美国做同样的一例心脏手术，医生、麻醉师、灌注师的费用占到总体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病人所用药物、材料等费用占三分之一，医院收的床位费、器材费、护理费、住院医师费及管理服务费用也占三分之一。

　　分配的问题还体现在一线医生和后勤人员之间。在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一位妇科副主任医师将自己和医院药房包药师的工资条作了对比：两人工资分别为1782.75元和1614.83元，但包药师的奖金高于医生。

　　“从事高级复杂劳动的收入，竟然比不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后勤人员，这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位副教授级别的医生说。

　　记者多方求证获悉，上海医生工资按职称分四档，由低至高依次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普遍的对应工资在1000元、1400元、2000元和2500元四档浮动。

　　而当地媒体对上海三级甲等医院的薪金水平也曾有报道：科室主要负责人的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一线主力医生的年薪在4万至6万之间，而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的收入高。

　　另一个令人心态失衡的现象是，三级医院和一级医院之间，医生收入差距并不大。曾在彭浦医院(一级地段医院)工作过多年的陈晓兰医生透露，像她这样持中专文凭的地段医院一线医生，月工资加奖金也可以达到3000至4000元。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上海现行医保政策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费和药费，医保个人分别承担10%、15%、20%。由此派生的一种现象是，医保病人去三级医院诊断开药方，然后到一级医院拿药。

　　一线医师的“三难选择”

　　“开药时，我要考虑处方有没有超过医院规定的限额，也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承受，还要考虑如果总是开便宜药，本月收入能不能填饱肚子。”

　　一个背景是，上海的医疗保险基金长期存在超支现象。统计资料表明，2001年上海统筹到的医疗保险基金逾100亿人民币；但全年的支出达120多亿；2002年全市医保筹资110亿，其中徐汇区分配到20多亿，仅该区年终就超支2亿多。

　　为此，上海市医保局给各级医院下达了医保费用定额，二级的民航上海医院去年是200万元，三级的长征医院和瑞金医院分别是2亿元和4亿元。受此约束，医院院长也会对各科室的医药费用进行统筹限量。

　　于是，一个“三难选择”摆在医生们面前。“开药时，我要考虑处方有没有超过医院规定的限额，也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承受，还要考虑如果总是开便宜药，本月收入能不能填饱肚子。”主任医师叶林说。

　　按上海卫生局相关规定，药品费用不与医生收入挂钩。但在许多医院，“开单费”仍是决定医生们收入的重要依据。

　　某地段医院内科医生陈虹(化名)透露，她每月必须完成10万元开单费，然后才能得到400元左右的基本奖金；超出部分则按6%提取超产奖。这个开单费包括检查单、治疗单及各种材料费单，医保病人的药费不纳入其中。4月份，因为未完成开单费任务，陈虹没有拿到基本奖金。她说，开单上其实可以做些手脚，费用就会往上跳。“我一个同事4月开单费完成了18万元，他收入有好几千。”所谓“开单上的手脚”，陈虹解释说，同样一剂抗生素，如果用口服，只有药品的钱；如果将口服抗生素改为打针，药品价不变，会增加注射器和人工注射两笔费用；如果改为输液，则又会增加一副输液器、一瓶盐水或一瓶葡萄糖水。

　　如此，叶林所说的“三难选择”便更容易理解。另一个相关事实是，自费病人的药品费用仍然属于开单费统计范畴，与医生的收入直接挂钩。

　　关于医药回扣的敏感话题，一位中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对同一病症可以开中成药，也可以开煎药，“开中成药能拿到回扣，煎药一分也没有。但从中医学治病原理看，用煎药能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科里的某些医生，一般都开中成药。”这位医生说。“最后一个堡垒”

　　“政府对医生实行严管，但相应的津贴制度一直没有跟进，不可能根本制止腐败行为。”

　　今年4月，卫生部发出医务人员禁收“红包”令。上海市卫生局也再次强调，对多次收受索要“红包”、“回扣”情节严重的医务人员，吊销执业证书；触犯刑律者移送司法机关。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局获悉，该局对全市296所医院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全市医务人员共拒收、上交病人“红包”5749人次，金额共计318.5万元。

　　“政府对医生实行严管，但相应的津贴制度一直没有跟进，不可能根本制止腐败行为。”卫生经济学专家、复旦大学丁纯副教授评价。6月8日，上海市卫生局规划处处长诸葛立荣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正在进行医疗机构改革规划，但具体设想正在酝酿，尚未统一宣传口径。“医院的薪酬矛盾，我们没有调查，所以不好发表任何意见。”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还没有将医生薪酬问题纳入改革日程。

　　复旦大学医学院卫生经济教研室主任程晓明认为，目前国家推行的各项措施本意是好的，但没有抓到点子上。他主张改革两点，一是实施医院的产权、经营权改革，真正落实院长的独立人事权；二是理顺医疗收费，真正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我们的改革有了很大成效，但医院是最后一个在吃大锅饭的堡垒。”程晓明说。

　　6月13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将继续降低不合理的药品价格，同时适当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价格，使医务人员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使医院的经费得到充分的保障，逐步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