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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难尽的“丁当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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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6月16日19:36 来源：CCTV《聚焦三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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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A组 钟倩
猴年春节大年初十，在充满休闲气息的家中，等着看我们精心制作的春节特别节目，突然一身白色防护服包裹中的主编任民出现在镜头上，那状态像非典时期出现在地坛医院门口的柴静。与组织失去联系多日，原来春节节目已被《全力抵抗禽流感》的节目临时替换，我这才意识到：作为新闻深度报道类栏目，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
奔赴疫区
半个月后的2月17日中午接到制片人杨全胜的短信:“带上身份证和钱，下午出差”，我回了一个短信：“开什么玩笑”——不是玩笑，禽流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这一次是直达疫区。
当天下午我们带着简单的节目大纲走进了总编室办公室。中心总编、副总编和总编室主任都到齐了，又是一次惊动高层的大策划：“首例疫区首次解禁”。由于王总编在部里的工作，我们成为第一个得到新闻线索的媒体，大家都在谈论一个兴奋的话题“节目当天通过卫星传送回来当天播出”——18日到，19日下午拍摄解禁，连夜编辑，20日回传播出，同时为《每日农经》发回图片做电话连线采访，这一次的报道由此显得更神秘而艰巨。
晚上整理行装，我塞进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各种型号的磁带，在电脑桌面上还预先设置好了广西的拨号上网，那状态真像要去打一场硬仗。
2月18日，任民、刘树文和我一脸凝重地坐上了飞往广西南宁的第一班飞机。飞机刚一开始平飞，我和任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开始梳理文稿，因为一下飞机当天就要开始拍摄，第二天下午疫区解禁，连夜就要编出节目主体来，这意味着飞机上的这三个小时我们必须完成初稿以指导拍摄和北京后期的准备。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每一块牌都必须准确地倒下以推动下一步进程。
万米高空中的我们开始写一份还没有开始拍摄的节目解说词，想象着可能发生的故事和可能面对的人物：督查员、路卡检疫人员、验收专家、疫区的村民和首位报告疫情的农民黄生德……我们给每一个需要采访的对象列出了一堆的提问，设计好了各种转场的接口，写了好几个版本、不同地点的出镜词。我说，再拍几年可以改行拍电视剧了。
任民随身携带着一本王总编给我们的《禽流感防治知识》小册子，我们一边写稿一边查着这本小册子，关键用语可不能出现硬伤。关于“疫区、疫点、封锁区、无害化处理、受威胁区、核心区”等一堆专用术语，上飞机前还混淆不清，下飞机时已经了如指掌了。
由于是个急活儿，我和任民一边写一边琢磨着哪里可以加进大段落的流程记录，哪里可以塞进大段的采访以填充时间。对我们来说，只要20日当天信号到北京，当天播出专题就是创记录，就是胜利——可以说，丁当镇的遗憾也就是从这趟飞机上就埋下了，五天之后在回北京的航班上，我们为节目的节奏拖沓而懊恼不已。其实出发的我们只以当天播出为目标，而回来的我们已经既要播出又要精品了，谁说不是一个进步呢？
一到南宁就听到了原定日程取消等候通知的消息。无法确定解禁时间比明天立即解禁更可怕，它意味着我们无从安排工作进度，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工作往前赶。到广西的当天下午，我们要求进入疫区。
隆安县城并不像想象中的兵临城下，严阵以待，小城萧条而宁静。行车20公里之后，远远地看到了设在路口的哨卡，有人伸着头检查车上有没有携带禽类，有人往车身上喷消毒液，浓烈的气味顿时弥漫在车里，仿佛听到远处依稀炮火的士兵，我们开始兴奋起来，因为《聚焦三农》A组的记者正在深入重大新闻事件的最前沿。
隆安宣传部的人说，数不清有多少记者来了，老外也不少，说许多小媒体和境外媒体的记者没人接待自己问路，打出租车来的，来了也不让进去。我们是该庆幸身为主流媒体的便利？还是该汗颜失去了记者的本能与天性呢？
不得已的“摆拍”
要在“解禁当天”播出“解禁之后”的丁当镇，从操作层面讲，对于任何一个“圈内人士”而言，必然是在“解禁之前”的村庄里摆拍一个“解禁之后”的场面。
在发现疫情的丁当村电灌站，我们见到了早已被媒体“炒熟了”的村民黄生德，就是他家的鸭子在中国率先染上了禽流感，毫无疑问，是需要他出戏的，我们又如何表现他解除封锁呢？对，脱去最后一件防护服，我们为我们的创意而兴奋。
开始采访前，我们告诉他采访的前提：“假定今天就是解除封锁的当天”。久经锻炼的黄生德很明白，于是就有了那段我们引以得意的边烧防护服边做的“解禁采访”。
事后，看同行们各种版本的“解禁”，真像上了生动的一课：《新闻联播》让黄生徳和村民一起走出了封锁线，《焦点访谈》是让多日不见黄生德的女儿亲了亲爸爸，《新华纵横》是电灌站小学恢复上课又传来朗朗读书声，《隆安新闻》是黄生德与妻子重逢漫步在乡间小道上……其实解除医学观察的黄生德早已与妻女团聚，假如没有这些记者的到来，真实的解禁不过是村口张贴的一张政府公告，就因为所有的电视记者都需要现场，才有了这不同版本的解禁场面。我们只能解释为“宏观真实背景下的合理想象”。那么什么叫客观报道？客观报道存在吗？丁当镇回来的后遗症就是开始思考这个哲学命题。
在丁当镇，我和任民一直在讨论着一个话题：“实践是比课本更鲜活的教材”——在广播学院的教材里你读不到“摆拍”这个词，但如果你不会“摆拍”，你就一定做不了一个真正的编导。优秀的编导不是不用摆拍，而是摆拍得不露痕迹，谁说50步与100步没有差别？
协作
制作这样时效性强的节目，与其说是锻炼记者，不如说是锻炼团队的协作。在前方任民、我和摄像，在后方还有数不清的人员在一起配合共同完成了此次节目的创作。
后方的编辑不知道，在广西的我们真是到了人尽其用的地步：任民编第一盘磁带，我就用第二盘磁带找画面，记场记。我这边采访，任民那边就不断打电话联系着下一个采访对象。摄像也被利用起来打电话订票、问快递、上网查资料等杂事。到22日解禁当天，上午要拍摄、采访和出镜，下午要编好回传。我们精确到：我一边出镜，任民一边在旁边看着摄像机记始码。
前期与后期的协作又一次练了兵。在广西的每天晚上，任民和我一边看回放，一边在电脑上及时更新解说词，把新采访到的人物加进去，把新拍摄到的细节填充进去再重新调整节目框架，然后发一版给制片人。
文稿在不断变化，也难为了后期。最后发回的一版文稿依然带有各种括号的说明：“此处画面长，可删”、“此处后面补了反打镜头”这样的说明文字随处可见，同期采访也只有头尾两句，中间全是省略号。这应该是制片人收到的最“敷衍”的一份节目稿了吧，程秀芬是节目的后期编辑，真是难为她了。
事后看《焦点访谈》字幕有三个编导两个摄像，我们才稍微好受了些。难怪获奥斯卡奖的明星们一上台都是一大窜的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电视果然是“集体的艺术”。
有惊无险的传输
两天的拍摄基本顺利，到第三天，要回南宁编片传送时，才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广西台态度很好地说没有问题，随时可以传输，而问题是要我们从中央电视台申请传输时间。
远在广西的我们无从解决北京的问题，只好打起了《新闻联播》的主意，联播的记者很友善地说可以搭车一起传输，但如何跟上他的工作进度？有没有那么长的传输时段？如何从中央台共享硬盘里取出我们的信号？都是未知数。
后来，我们准备了传中央台、传新华社和航空快递三种方案，为此我们连夜编辑，并复制了25M、50M和B带三种不同格式的编成带以备三种传输方案。
20日半夜3点，结束了一夜的编辑，我们走出广西台的机房。抱着一摞各种格式的编成带，不知道明天哪一版能发挥作用。出租车穿行在漆黑的南宁街头向宾馆行进，我和任民一路无言。
想想还有自己问路打车来，还四处碰壁的境外媒体，也许又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传输的问题最后通过广西新华社与农影的私人关系得到了解决。22日解禁当天中午1点，我们飞奔回南宁编好现场的最后一段，1点半来到新华社广西分社。此时，前方的记者早已等在北京新华社的接收现场了，后方的编辑也就位等待合成包装，离晚上9：10分的播出还绰绰有余。万事具备，只欠传输。
但我们只能等，等待广西新华社的节目制作出来后才能“冒充”素材搭车传回北京，而他们的节目此时还处在整理素材的阶段！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我们清楚这意味着：后期制作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减少，我们当天播出专题的希望在一分一秒地流失。广西新华社的走廊出奇的静，只有时断时续的同期声传来，我恨不得帮他去抄同期声，让他们的节目早一秒制作出来。
在煎熬的等待中，我们用“漫游加长途的”手机给制片人读着新采访到的人名称和字幕。制片人为给我们省钱总是用手机短信来指导工作，但我们此时已经考虑不到省钱而只想省时间了。
我们的底线是5点再传不到，节目只有开天窗了。“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难道我们要拍个资料片回去？
下午4点，在等待了两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广西分社的韦老师很仗义地决定：把他的出镜加在我们节目的前面，直接传输我们的节目回北京。事后他说“这是新华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不应该庆幸机遇巧合，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正常的机制。
22日下午4点30，图像传输回去之后，我与在北京新华社坚守了一天的庄严通话，此时离晚9：10分的播出只有不到5个小时了，而她还需要从新华社录带子，再去公主坟机房转成另一个型号，再穿过交通拥堵的半个北京城回到农影合成机房，我们都替她捏了一把汗。电话那端她说，放心好了，一定保证让节目顺利送到，真为我们共同的团队而高兴。
事后听说在北京新华社的她与付豫还有另外一版争分夺秒的故事，这个总结看来还需要补充无数个侧面。
遗憾
外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新闻联播》当天发消息，《聚焦三农》当天发专题，这应该是农影创作尝试的又一次突破。假如没有当天晚间播出的《焦点访谈》，也许我们并不会对此次的节目创作再做深刻的反思，应该感谢《焦点访谈》。
节目播出当晚，王总编打来电话，首先对节目播出的成功表示祝贺和鼓励，然后很善意地问我们看没看当晚的《焦点访谈》，说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话语很恳切也很委婉。
制片人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录下了重播的《焦点访谈》，在我们回到北京的当天下午，栏目对照着看了我们与他们的节目，开了一个痛定思痛的讨论会。
抛开我们遇到的种种困难不谈，在创作上的确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任民在他的《禽流感创作总结》中已经逐条分析了。最核心的问题是节奏拖沓和信息量少，这源于我们当初的“应急”心理，也源于我们处理时效性强的新闻事件的不成熟。
栏目的成长是由一期一期节目的进步共同奠定的，但愿几年之后再看《丁当镇》，每一位编导能欣慰地说：“我吸取了他们教训，没有犯同样幼稚的错误。”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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