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业高中）、大学、研究生院（从硕士到博士甚至博士后）……在这条长长的人生教育链中，谁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就业者”？

　　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组两张照片，都是人潮涌动的那种，所取的题目是《招生忙就业难》。“就业难”说的是笔者所在的杭州：6月12日，面向2004届大中专毕业生的大型公益性招聘大会举行，众多毕业生赶来应聘两万多个就业岗位；“招生忙”说的是，在同一天，江苏省2004年高校招生咨询大会在南京举行，全国120所高校设摊摆点，向前来咨询的万余名考生和家长宣传推销自己。编辑组合这两张照片，潜在用意是很清楚：因为招生忙，所以就业难；只要招生多，注定就业难。

　　高考之火热，与大学毕业生之滞销，对比当然是鲜明的。还有媒体员文章说，这个六月是“冷热两重天”：一方面是与灼热相辉的高考热度——又有700多万学生及无数家长对着上大学的目标，燃烧起了火一般的梦想激情；另一方面是就业寒风——在数百万即将毕业离校的2004届高校毕业生中，面对供需形势极度严峻的就业市场，至今仍有相当比例的人难以找到谋生单位。这是对就业难——准确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至于此前对大学扩招的批评，早已不绝于耳，尽管这种批评从不考虑那些学子若不被大学扩招给“扩”进去的话，他们的饭碗是否更好找。

　　我们不能否认“招生多而就业难”的客观存在——甚至还有时评家干脆把“毕业就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喻成菜市场中滞销的“大白菜”。但我的问题是：谁说“大学毕业生”就是“必须就业者”？难道大学真的就是“生产毕业生”的机构？大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不该问的奇怪的问题，现今大学的主管部门和大学的操持者，恐怕皱着眉头难以回答。那么，我们不妨听听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怎么说。蔡元培1922年发表《教育独立议》，清晰地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他还指摘中国传统大学教育的弊端：“数百年来，教育的目标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蔡元培又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8年在北大开学式演说中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在蔡元培对教育、对大学、对大学生应该是什么、不该是什么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学，绝不仅仅为了造就能找到饭碗的毕业生。

　　但是，很不幸，现在的大学，把蔡元培所说的“是”抛到了九霄云外，将他所说的“不是”捡来当成了全部！其结果，恰好应验了大学一词英文university的音译“由你玩四年”；应验了美国的比尔斯在《魔鬼词典》里对“大学”的解释：一种公共机构，学生们到这里来拿学位，至于学习知识，那是毕业以后的事情；应验了英国的勒赛尔在《关于教育》中说过的话：“大学正在成为职业训练学校，这是由于对‘教养’毫无兴趣的全权主义者们所要求的。”

　　可想而知，在“大学毕业生＝必须就业者”的观念支配下，毕业生“就业率”就成了高校天大的功课，成了大学典型的“软政绩工程”。于是，对那些尚未解决就业问题的应届毕业生，就“劝说”、“授意”他们想方设法去开出假就业协议书，否则就不发毕业证、不予留置档案。弄虚作假成习惯，触目惊心乃必然。

　　从幼儿园到博士后，无论在哪个阶段，教育的本质和功能是惟一而不变的，那就是且只是树人而已。在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分配”之后，市场经济时代更要剥离“谋工作”等等附加功能，只有这样，大学才真正能够培养出最能谋得工作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