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顾宜凡

　　嘉 宾： 蔡德成 大连翻译学院院长

　　朱维钧 翻译专员

　　胡志德 美国汉学家

　　唐占晞 美国职业外交官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我们《让世界了解你》的演播现场。今天在座的嘉宾都跟翻译有关，有的是专门从事翻译的，有的是教翻译的，有的是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这位是大连翻译学院的院长蔡德成先生。这位是大连翻译学院的客座教授、资深同传专家朱维钧先生。这位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华中心的主任Mr. Huters，他的中文名叫胡志德。这位是曾参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前美国外交官、现在是美国十四所大学在中国的中文交流项目的主任唐占晞先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交流困难的事情。

　　胡志德：过去有一个在中国的留学生，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他随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见到代表团，中国人就说:“我们很高兴和你们有机会交换经验。”这个翻译一下子想不起来经验是什么意思，他想大概是眼镜吧，他就用英文讲：“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你们交换眼镜。”所以外国人都把眼镜摘下来给对方了，中国人也是这样。他对老外说，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他又对中国人说，这是外国人的习惯。

　　朱维钧：这是一个美国老先生讲给我听的。他说过去墨西哥和美国交界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和歹徒，有一次警察抓住了一个歹徒，他抢了别人一大笔钱，还把钱藏起来了。警察是说英文的美国警察，而这个歹徒是墨西哥人，只会说西班牙语。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翻译。这个警察就跟翻译说:“你告诉他，现在我给他一分钟时间告诉我把抢的钱藏在哪儿了，不说我现在就拿枪把他崩了。”这个翻译把这话翻译给这个歹徒听，歹徒听了以后非常害怕，他说：“那我说，就在我们村子后面的一口枯井里，我把它扔到枯井里了。”这翻译脑子里面一闪，扭身就跟这个警察说:“他说他宁死不屈，死也不告诉你钱在哪儿。”这是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开始要担当翻译的角色的时候，外国老师讲的这么一个笑话。这说明翻译啊，既可以立大功，也可以闯大祸，还可以谋私利。因此我们看到，翻译既是语言的桥梁，交流的桥梁，同时呢，翻译也要有非常好的职业道德，才能够扮演好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蔡德成：我在日本坐地铁，东京的地铁比较发达，上下好几层，它有好多也是汉字，但是跟我们的用法不一样，一走错了以后，就要差不止好几千里，所以感到语言不通特别麻烦。但是我非常想学日语也没学成，所以最后我想，办一个学校让大家都学会外语。

　　胡志德：我以前在美国使馆工作，刚好是中美建交，我是负责翻译工作的。经过谈判以后，美国国务院授权我校对所有的条款。我一次一次校对，在钓鱼台工作到半夜四、五点钟，我必须保证校对无误，才能够让里根总统和邓小平主席在十点钟签字，工作非常紧张。那时候没有文字处理的机器，我们还是用那种电动打字机打英文，多多少少有些机械化；中文还要在印刷厂排字，赶时间，非常紧。后来碰到新的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没有参加那个谈判，在最后阶段只好叫翻译的人来校对一下。有时早上两点钟，发现中文多了一句话，那怎么办？这个很难处理，有时候稍微调整一下可以过的去。这很危险，差一点就会有问题。一定要保证，中文英文是绝对没有出入的。

　　主持人：唐先生是怎么学起中文来的？

　　唐占晞：我十九岁时曾经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次到台湾去演习，我看见汉字，觉得很有趣。所以回到冲绳岛后，我就开始学那个汉字怎么写，然后又回家自修日文，觉得日文也很有趣，应该学日文。日文系的中文老师说:“你一定要学习汉语，学了汉语以后，你认识的汉字就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好好学中文，不学日文了。我是这么开始的，后来又到台湾去留学。我觉得很有趣，但赚不了大钱，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然后想去当外交官。我的老师费正清说，你可以当一个大学的教授，对你来说可能更适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教中国历史，你跟中国人来往很合适。我后来到了美国新闻处工作，费老师以前是美国新闻处的处长。

　　主持人：费正清的弟子啊，明师出高徒。

　　朱维钧：稍微了解一些西方文化的中国人都非常佩服费教授。

　　胡志德：绝大多数美国的汉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主持人：胡教授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学习中文的？

　　胡志德：这个很有意思。九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香港去了，我爸爸是个飞行员，他们那儿有一个基地，那个时候是英国殖民地，不教汉语了，我们就没办法学。我自己住在香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中国的城市，我觉得生活很热闹，比美国的那些城市热闹得多，所以我喜欢，我很羡慕这些人讲话，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回去我就觉得我要学点中国话，虽然回去我知道普通话和广东话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还是不懂广东话，可是起码懂了一点普通话。

　　主持人：当时胡教授学中文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和兴趣，那时候你的长辈或者你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你将来的就业前景将会是怎么样的？

　　胡志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觉得很困惑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憧憬。

　　主持人：当时你有没有想：“我学出来以后干什么啊？”

　　胡志德：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想学好了以后再说。做研究生以后我可以教书，可以做把中国文化介绍给美国人的工作，这是很早的一个目标了。

　　主持人：这在多年前可能吗？

　　胡志德：这个在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做的，就是尼克松来中国的时候。我们是E&R。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以后出路多一些了，我们非常兴奋，因为美国人突然开始很注意中国，那时是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初的一个“蜜月”。哪一个美国人都对中国感兴趣，他们听说我是学汉语的，都说：“啊，你走运了，很不错的，一定是前途无量了。”大家都这样说。

　　主持人：蔡院长，如果说他们学中文后来起到了作用是走运的话，那么您创建大连翻译学院，是不是因为时代给您提供了一个舞台和背景？

　　蔡德成：但是我倒非常欣赏他的观点。我倒是觉得如果是过分的追求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的话，有的时候就过于功利了。像胡先生刚才讲的，有了知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了。去年《求是》杂志给我们学校写了一篇文章叫《翻译家的摇篮》，就经常有人来问：“你们培养了多少翻译家？”我们现在的毕业生，有做公司经理的，有做外国上市公司代理的。我们学校在当初设计专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职位，现在我们的学生倒去了那样的岗位。所以作为我们学校，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上、专业设置上，并不那么狭隘。就是说我们翻译学院，你必须要当翻译，我看不一定，将来翻译这个知识的用途，相对比较广。像我们朱教授，他做译员才学翻译，所以我们不想做同传就不要学同传了，因为同传学完了不见得能做同传，但是他的外语、他的一般翻译、他的一般口译，肯定要比没学的强得多。

　　胡志德：对，其实我刚刚听蔡院长的话，觉得我可以总结一下。学习的目标应该是超越功利，功利外还有一些别的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刚刚蔡院长讲的我觉得非常好，不知道你以后学的什么东西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双语专家，可能都经过了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你们觉得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或者说你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胡志德：在中文里障碍也不少，第一个我就说方言的问题。我们在美国开始学汉语的时候都是学标准的普通话，一到中国发现好像没有人讲标准的普通话。到了北京，普通话应该是北京话，我们发现北京土话完全不是普通话。所以很多学生到了北京几天以后就很失望，就说，“哎，我听不懂。”

　　唐占晞：我的感觉跟胡教授差不多，就是方言带来很大的麻烦。有一次我在高雄上班，那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们有一个在二楼的办公室，四楼是我们的房东家，我们屋顶上有些违章建筑，是仓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当时台湾的国语非常普及，但是年纪大的人，说国语还是有些难度，还是说闽南话多。结果来了一个说标准国语的警察，一个山东好汉，个子高高壮壮的。警察一句闽南话也不会说，那个房东又一句国语也不会说，结果是我来做翻译。

　　主持人：蔡院长你有英文名字吗？

　　蔡德成：没有。

　　主持人：我们是不是现场给蔡院长起个英文名字？

　　唐占晞：我认为最好选一个不是非常普通的名字，不要约翰、玛丽什么的。

　　主持人：朱维钧你说，咱们给蔡院长起个名字怎么样？

　　朱维钧：可以叫Derek，德瑞克。

　　唐占晞：德瑞克非常好，因为不普遍、不常用，主要是英国人在用。

　　胡志德：也不怪，很“绅士”的。

　　朱维钧：我跟你选的头两个字母是DE，等于汉语德的发音。

　　胡志德：他不愧是搞翻译的。

　　主持人：他家小宠物已经叫戴维了，还要叫他德瑞克吗？

　　蔡德成：那我们不就成了哥俩了。

　　唐占晞：从事翻译的任务，我认为很重要一环是处理原文。以前我们作宣传工作，经常有白宫送来总统的讲话。布什，不是现在的小布什，是他的父亲，十几年前，布什跟他的儿子一样，讲话非常含糊，而且一句句连不上，他有时候就说了半句，说着说着就跑到一边去。而白宫的宣传部，要求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他上次来，我们就要做翻译。我先要处理，把那些很罗嗦的话切掉，有些长的句子，或者没有动词，少一个动词，就加一个动词进去。不然的话，你直接给翻译的人，肯定有问题，他看不懂。

　　主持人：唐先生讲的这种翻译的过程，我们深有体会。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节目，有一半的时间是用外语交流，而且是即兴的、谈话式的外语，有的时候可能前言搭不上后语，所以要把它们组织起来，翻译成中文，做成字幕的话，非常麻烦。如果直译的话，按照我们中国翻译的准则，按照信、达、雅的原则来说，那就没办法看了，整个节目就是一头雾水。所以我们必须整理，把它的寓意、把它的魂挖出来。。。。。。。。

　　朱维钧：而且要看他的主线走得好不好，是不是？谈话主线要是好的话，灵活一点，有时候达到的效果更好。我就举个最近的例子给在场的观众，也是考考你们。上个礼拜六，我刚好看我们这个节目《让世界了解你》，那期节目的同声传译呢，我是其中之一，我自然也知道他们谈的每一句话，我都清楚，我都听了，有的是我译的。后来礼拜六我看字幕的时候，我就为一句话的字幕翻译拍手叫绝，我在作同传的时候，那句话翻得一点也不好，可是字幕翻得很好，这就是有的时候过于忠实，反而效果出不来。这句话是什么呢？当时的一位校长，王府学校的校长在谈自己的孩子特别棒时，美国的那位嘉宾马上就评论了一句：“你是个后进生（So you are an under-achiever）？” 这么一句话，当时在我耳机里面，我记得我听到这句话，就愣了一下，然后我也翻译过去了，但是一点儿也不好。后来我看字幕，翻得非常漂亮。我考一考在场的学生，当这个美国的嘉宾听到他的女儿特别棒时，她对这个爸爸说：“So you are an under-achiever？”你们怎么翻？

　　主持人：你要翻得好的话，我们都是后进生（under-achiever）了。

　　朱维钧：没错。

　　观众：我觉得这可以翻译为，他的女儿青出蓝，而胜于蓝。

　　朱维钧：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灵活翻译，我带头为你鼓掌。 字幕上我看到的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So you are an under-achiever，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翻译得非常好。

　　胡志德：我做同传翻译是不行的，有一次有一位中国的教授，北京的教授来美国，他是演讲，我替他做翻译。我觉得他讲的话非常有意思，而且有一些地方我要跟他辩论一下，所以一下就忘了我的任务是翻译，我跟他用中文对话。要求翻译的人就说，“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在说什么？”一个专业的翻译家是不会出这样的毛病的，我没有受过这种培训，就出了这个毛病，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的翻译，职业翻译家是需要培训的，是非常注意这个方面的。就是说，不管你反对、同意，没关系，还是要翻译的。

　　朱维钧：这让我联想起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我也是被临时雇用，为一个活动去做口译，但是那个公司的人事部对我有点不太放心，就先面试了我一下，问我“你怎么看待你作为翻译这样的角色？”我说在我眼里，一个好的翻译，或是译员，他就像一根独木桥，他很重要，重要在如果没有他、他如果断了，两岸的人就不能交往，不管两岸的风景多么秀丽，这是一方面；但是，这根木头他必须躺倒，他不能站起来，如果这个木头把自己竖立起来，想独秀于林的话，那么他的作用就失去了。人事经理听了我的话以后，开始对我很放心，他说“好，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

　　主持人：蔡院长，你是怎么教育未来的翻译家的？

　　蔡德成：刚才朱教授讲的，过去可能听过，一个翻译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实际对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有好多语言就在教导我们应该这样做，咱老百姓有两个词，一个就形容人的精，要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太精了，太精了以后的结果就是精穷，精穷精穷，你过于精明，你老跟别人去算计，老不想吃亏，那你就没有朋友，没有人跟你交往，那最后的结果你可能就穷了。

　　主持人：说一个人精穷精穷的。

　　蔡德成：还有另外一个词，憨，憨厚，憨厚憨厚，越憨越厚。这就说明一个道理，做翻译，我不能太精了，太鬼了。在思想品德上也好，政治教育上也好，或者做翻译也好，我们大学生要想竖立真正人格的话，要达到双赢，首先要想到让别人赢。什么叫双赢，两个人合作做生意，咱们假如说挣了十块钱，怎么办，最后在分配的时候，给对方六块，我们自己拿四块，这样对方就非常乐意，下次会继续跟你合作，或者他接着为你作广告了，他会说老蔡这个人非常够意思，给我六块，那么下次就会有更多的人跟我们合作。咱们得到的不光是四块，可能变成八块，变成十二块，真正精的人可能永远是六块。刚才朱老师讲的非常重要，作为翻译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要甘于做人梯，甘于做人桥。

　　主持人：我注意到，刚才你讲的这些中国很深的哲学道理，我观察两位老外，一位会心的微笑，一位有点茫然，我来考考你，到底你俩听懂了没有。我来考考你，什么叫精穷？

　　唐占晞：精穷？我想不起来一个好的英文的成语，Overly-cautious makes you poor。

　　主持人：不错！听懂了。

　　胡志德： Too clever by half。

　　.

　　主持人：你听懂了，但是你满脸茫然。憨厚怎么解释呢？

　　胡志德：这个我没有听懂。精穷我听懂了。

　　主持人：唐先生，你听懂 “憨厚”了吗？

　　唐占晞：(摇头)

　　主持人：也没听懂？憨厚真难啊！所以精穷容易，憨厚就难。

　　朱维钧，你给我们翻译一下憨厚怎么译法。

　　朱维钧：要想把字面的意思全传达出来，我看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举个例子，有一本书，美国人写的一本书，教人为人处事的，这本书的名字叫《Forget and forgive》。你只能把他的大意翻出来，我们要为人处事好，我们要善于遗忘，善于原谅，可能只能这样翻译。可是它里面很妙，为什么选这两个词呢，for是从外面到里面来，是得到，give是里面到外面去，因此它两个词选得非常妙，遗忘且原谅（forget and forgive）。可是你要让一个人把字面妙的地方全翻出来，就像你要让我把憨厚的字面意思全传达成英文，我除了把它翻成谦逊且诚实（humble and honest），没有更好的翻法。

　　主持人：所以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绝妙之处。

　　主持人：蔡院长，您办大连翻译学院这样一个民营大学，您的办学理想是什么？

　　蔡德成：应该说，我最早的时候是在部队，是给院长、给校长做秘书的。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校长开玩笑，我说做秘书不如做首长好，我什么时候做做校长，那个时候完全是玩笑。到了一九九四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部队，我在部队工作了二十年。九四年部队工资改革，改革就意味着准备提工资了，要涨工资了，所以那年的转业指标就安排不下去了，都不愿意走，干部部门就挨个征求意见。第一次问到我，说对转业有什么要求。我说什么意思啊，如果我现在要求走，能不能让我走？他说能不能让他走，现在都得问，谁也不想走。我说不，我想走，哈哈，我说我想走。所以回家以后，就跟我爱人商量，没有十分钟就定下来了走。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想起八八年那件事来。这样，我就到了大连开发区。当时开发区是外资企业比较聚集的地方，外语人才比较缺，办成了这样一个学校，学校就是这样形成的。

　　主持人：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民营学校，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

　　蔡德成：我讲一个例子，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第一届学生，九四年的时候，当时就我们大连地区的一家人送一个孩子上学。有他的奶奶——好像是他奶奶似的，带了几个人就为了送一个孩子，家里来了好几口。我当时住在六楼，她就来回提溜一个，不是塑料带，是个尼龙绸带包。我给她大概算了一下，上下楼一天总共走了五、六趟。到了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要下班了，这个老太太才上来，要给孩子教学费了。当时我们的学费不太贵，乱七八糟加起来才四千多块钱。她打开小包，我们的会计出纳员一看，哎哟，里面都是钢蹦，非常难数，下班之前数不完的。当时的钢蹦，还不是一块钱，不是元，是角和分，造了好多。所以当时就这么一个镜头，应该说教育了我们当时在场的好多人。这个办教育，对学生，拿了学生的学费，一个教师意味着什么？

　　主持人：朱维钧，你做了那么多口译和笔译，在口译方面你觉得对于一般同学来说，要进入你这个境界，需要多长时间，需要花什么样的精力，在什么环节上下大功夫？

　　朱维钧：我见到的同传朋友们，做得比较成功、比较好的，大多数是三十岁以上。所以说就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差不多需要十年的准备时间，然后去做，也就说你大学以后再有六年吧。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十年、六年可能吓住了一批人，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有多少人想做同传的？

　　现场观众：（大部分人举手）

　　主持人：哦，绝大多数想做同传。

　　蔡德成：都崇拜我们的朱先生。

　　主持人：是你们的偶像。

　　朱维钧：不应该。

　　主持人：那么这个六年、十年的长征，你们走得下来吗？

　　现场观众：有！

　　主持人：因为你们都年轻、有本钱，有时间的本钱。那好，我们看看你这十年、六年要干些什么，做些什么样的基础训练。

　　朱维钧：第一条我觉得，人人都在谈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得好的，就是基本功要扎实，知识面要宽广。学校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就可以做了，就可以开始做了。比如说听力的培养，将来你做同传的话，你要适应不同的口音，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英语称为国际通用语了，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不管你的日本代表、韩国代表、菲律宾代表，上台以后都是用英文发言，对译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印度人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印度人的发音是，“I think it is a problem，I think it is a serious problem.”，我不能够完全惟妙惟肖，这是很大的挑战。

　　唐占晞：还有一个，说一个笑话，以前有一个外交官，他是德州来的，而且说得地地道道的德州口音，说话很慢。他跟我说一个笑话，对他来说不是笑话。他说的是约翰逊总统，约翰逊总统是我们六十年代的总统，是典型的德州乡下来的，口音非常重。这位外交官给我说，说他第一次听到一个没有带着口音的总统，就是约翰逊总统。

　　朱维钧：另外还有一个基本功，就说我们日常说英文可能没问题，做交传的时候也一样。你要语速很快，有的时候一般的大学生，到那个时候嘴巴可能会转不过来，因此我觉得大量的模仿练习、跟读练习甚至是背诵，都是能帮助你提高你的流利程度。善于模仿，作口译译员，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要求你反应比较快，口语能力比较强。我是从小比较喜欢模仿，我不是河南人，但是我在河南上的中小学，我就能把一些我没有去过的河南地方，河南东部地方的话，模仿下来。我听老师讲，我下来就跟大伙模仿。我们老师讲课，讲这么一段，他说古代的猿人，眉骨粗大，鼻子扁宽。

　　还有一句还没说完，脑壳很厚很厚。据说唱歌跟模仿另外一门语言，或者另外一种方言是相通的，你要多模仿你喜欢的歌星，这个功夫可能对你模仿一种语言，将来也会有帮助，洋腔洋味。

　　主持人：咱们是不是现场让同学点个歌，让他唱唱，考考他。

　　朱维钧：我唱个英文歌曲。

　　（唱《雪绒花》）

　　朱维钧：有点紧张，但是没有跑调。

　　主持人：唐先生、胡教授，你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如果要雇一个歌星的话，会请他去吗？

　　胡志德：绝对请他去。

　　唐占晞：唱得太好了。

　　主持人：咱们今天谈话要公平，他唱了，你们是不是也得唱个中文歌？

　　胡志德：我不行。

　　主持人：他们不唱的话，大家同不同意？

　　观众：不同意！

　　胡志德：（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主持人：老唐你会唱吗？不会唱？那你要把他的歌词翻成英文。The east is red.

　　唐占晞：The east is red.。

　　主持人：The sun rises.

　　唐占晞： The sun has risen.

　　主持人：好……..

　　唐占晞：China has come forth with Mao Zedong。

　　主持人：然后呢？

　　胡志德：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唐占晞：He is a great savi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主持人：回到刚才的话题。

　　胡志德：还是刚才那个问题，要做些什么素养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其实文化方面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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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知后面精彩节目，请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让世界了解你——译海之梦》下)

　　(上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