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

　　脚上趿着拖鞋，盘着粗重的镣铐。他坐在一把胸前有挡板的椅子上，没有戴手铐，看上去很瘦小，气色不错。

　　6月15日下午，在云南省昆明市第一看守所，我对行刑前的马加爵进行了独家专访。

　　知道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专程从北京赶来，他对我笑了一下，涩涩地，然后快速地收敛起笑容，拘谨地陷进椅子里，不再作声。

　　面对马加爵，我的第一个直观感觉是，他根本不像此前媒体披露的照片中显示的那样一脸凶相，甚至有几分温雅，笑起来，显得很单纯。

　　与许多人一样，我是带着浓重的谜团来到看守所的。面对马加爵，我心里仍翻腾着无数的问号：他的痛点？他的心结？

　　与此前媒体刻画的“凶暴”、“狂躁”、“自卑”，甚至有些“变态”不同，马加爵显得很平和，认为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并没有遭受什么重大挫折，相反，他对自己挺满意，挺自信，不自卑，不想封闭自己，还挺真诚。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比如他非常在意自己，从不去想别人的感受，与同学闹矛盾时总是指责对方。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称之为“同感性差”，即感知别人情感的能力差。

　　这个认识后来在朱彬彬那里得到印证。朱彬彬是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马加爵案的主诉检察官。

　　她说，“马加爵很聪明，智商很高，但情商非常低。这样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打交道。”

　　整个采访过程中，马加爵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双手肘在椅子档板上，两只手的指甲不停地搓。双腿抖动时，套在脚上的镣铐，会发出脆响。但他会迅速加以克制，让这种声音停止。

　　马加爵很少与我对视，回答问题时，眼神总是在飘，一会儿看门口，一会儿看窗外。只有在认真想问题时，他会把头沉沉地低下去。

　　同样，他的语言准确，思维灵敏，但表达有障碍，有些话，埋头憋很久，却找不出恰当的词。如果你与他交流时道出他的心里话，他会显得很兴奋，如释重负。

　　采访中，最多的场景是沉默。这时，我要做的就是，看着他，等着他慢慢把话说出来。但有些话，他还是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会用“不知道”来掩饰。

　　朱彬彬说，马加爵外表冷漠并不代表他内心冷酷，他只是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让人们了解他的内心。

　　据说，马加爵曾与他的姐姐探讨过如何与别人沟通、如何与人打交道，但姐姐也没有说出什么来。案发后，他还曾拨打一个心理咨询热线，但一直没有拨通。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如果当时有人能听他说说话，疏导疏导，也许这血腥的一幕真的不会开启。

　　事实上，马加爵试图用行动来表达什么。采访中，他对受害人的关心越来越主动。几次提到对不起他们的家属，表示谢罪。能感觉到，他是在内心里向这些受害的同学及亲属忏悔。

　　在看守所的生活，使他开始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了反思，令他感悟到人生观价值观迷失的痛苦。当他说出“有信念的人是快乐的”时，我深感震惊。

　　只不过，这一切都太迟了。

　　采访结束，马加爵移开扣在胸前的木椅挡板，起身拖着脚铐向门口走去。这时，他停下，对我说了句“再见”。

　　今天，马加爵被执行死刑。但追问与反思，不该就此结束。